《水滸后傳》簡介|鑒賞

明末清初長篇通俗英雄小說。八卷四十回，題“古宋遺民著”， “雁宕山樵評”，實為陳忱作。

此書是接續《水滸傳》繹演的。英雄們重新聚義的發端，是阮小七憑吊梁山泊、手刃張干辦和李俊在太湖捕魚、反抗劣紳巴山蛇這兩件事。張干辦是蔡京心腹，巴山蛇曾拜蔡京門下。把持朝政的蔡京、童貫等一班奸黨，一心想除盡“梁山余黨”，散居四方的三十二位梁山好漢被迫重新集結，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英雄，再度抗擊官府。他們占山據水，懲貪官，誅惡霸，倒貪囊，濟田戶，做出“比前番在梁山泊上更覺轟轟烈烈”的事業來。他們對統治階級不再抱任何幻想，決心與封建王朝對抗到底。阮小七忿慨地說： “當日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膽，打破東京，殺盡了那些蔽賢嫉能這班奸賊，與天下百姓伸冤，豈不暢快!”這表明水滸英雄們已從悲慘的結局中找到出路，是十分可貴的。

陳忱所處的年代，正值明末清初的大動亂時期，經歷了家破國亡的痛苦。他是一位愛國志士，懷著“亡國孤臣”的沉痛心情，描述了金兵入侵后“四野蕭條，萬民涂炭”的凄慘情景。他們到處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使中原地區“雞犬無聲人跡斷，桑麻砍盡火場余”!百姓奮起反抗，投奔抗金英雄李綱、宗澤、種師道的麾下，給予侵略者有力的打擊，表現了反抗民族壓迫的思想。

人民的反抗風起云涌，而最高統治者在民族存亡的關頭，只是“高居九重，朝歡暮樂”，偏安一隅， “力主和議”。作者痛責徽、欽二帝昏瞆無能，把那“錦繡般江山弄壞”。而對于大權在握的蔡京、童貫及其爪牙趙良嗣、王朝恩之流，更是深痛惡絕，揭露他們“平日受了大俸祿”，借權勢百般“排擯正人，朘削百姓”，使“忠臣良將俱已銷亡”，一旦金兵入侵，都“畏敵如虎，不敢一矢相加”，有的“一掇身子就變了心腸”，做了金朝官員，充當鷹犬，致使大好河山“土崩瓦解”，萬民涂炭。作者在揭露和鞭撻權奸誤國的同時，竭力頌揚那些奮勇殺敵的愛國將領和各地義軍。對呼延灼、朱同、關勝等這些梁山泊舊將，洋溢著贊美之情，表彰他們在金兵大舉入侵時孤軍奮戰，屢戰屢勝，功勛赫奕，從而得出“天下賢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勛戚中”的卓有見識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從第三十一回起，作品的重心由國內移向海外。這是作者從《水滸傳》一百十九回李俊泛海到暹羅國得到啟迪，又因鄭成功父子在海島的抗清斗爭所帶來的希望。它反映了作者企求“另尋一塊干凈土”，開創一個“國泰民安”的新世界，為生存下來的梁山好漢安排一個好的結局，以慰民心;也充分地體現了作者的愛國思想：當國土淪喪，山河破碎，寧揚帆出海，重創基業，決不效忠于滿清貴族政權。我們在肯定李俊等人立國海外的同時，還必須指出作者在人民大規模抗清斗爭失敗而流露出來的一種消極隱居情緒，削弱了作品在前面著力渲染的戰斗氣氛。在小說中，忠君思想時有流露。如燕青“冒死”潛入金營，去朝見作了階下囚的宋徽宗，并進獻棗子、黃柑;梁山英雄在海外開創基業后，還接受南宋小朝廷的封號，稱臣納貢;樂和在雨花臺上， “望著鐘山，王氣郁郁蔥蔥，不覺胸次豁然”等等。但《水滸后傳》中表現出來的忠君思想，有別于《水滸傳》中宋江那樣的“存心忠義”，是與愛國主義緊密相連的。這是作者用托古的手法，寫出奔海外的英雄好漢忠于宋朝君主，暗指對舊明王室的留戀，寄托對故國的懷念和哀思。

續書之困難，如同作者所述：“前傳鏤空畫影，增減自如;后傳按譜填詞，高下不得。前傳寫第一流人，分外出色;后傳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所以續書者如果沒有深厚的藝術素養，或不去作精細的耕耘，不可能把書續好，往往留有斧鑿的痕跡，甚至弄巧成拙，難同前書融成一體。 《水滸后傳》卻續得較為成功，與前傳基本協調。在刻劃人物方面，作者沒有被前書束縛住手腳，而是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對書中人物有的盡量依照《水滸傳》的原型，有的則加以深化。如浪子燕青，在續書中有很大突破，已由“百伶百俐”，發展到“忠肝義膽，妙計入神”，從傾家中所有贖出盧二安人和小姐，到輔佐李俊海外立業，幾乎每一件事，都是他主謀，成了義軍的重要決策人物。另一個是鐵叫子樂和，他的形象比前書要高大得多了。在《水滸傳》中只看出他的聰明伶俐，給人的印象淡薄，而在續書中則成為一個有非凡才能的人物。他在營救花逢春母子姑侄所施的機謀，使人乍舌、欽佩。他首創“到海外去別尋事業”，攻占了金鰲島，就提出分兵把守隘口的建議。義軍擊退蠻兵，乘勝進軍，兵臨暹羅國城下。暹羅國王要求請一位宋朝將官進城議和，樂和力排眾議，挺身進城，促成了花公子與玉芝公主的婚事，奠定了基業。不難看出，樂和的形象的塑造相當成功，同燕青相類似，起著吳用式的軍師作用。還有活閻羅阮小七，他從血的教訓中清醒過來，更富有戰斗精神，表示要打破東京，為民伸冤，為國除盡人間權奸佞臣。其他如李俊、李應等，人物形象較前書豐滿，已由一個沖鋒陷陣的將軍，成為具有政治見識的首領了。當然，續書中人物并非個個有血有肉的，不少缺乏個性，不如《水滸傳》寫得性格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