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公案》簡介|鑒賞

清代白話長篇公案小說，全稱《施公案奇聞》，或作《施案奇聞》、 《施公案傳》， 又名《百斷奇觀》，九十七回。不題撰人，作者不詳，首有序，序后署“嘉慶戊午(三年，1798)新鐫”，書當寫于此前。今存最早版本為嘉慶二十五年刊廈門文德堂藏板本，其后有道光四年刊本衙藏板本、道光九年金閶本衙藏板本、道光十九年學庫山房藏板、京都文義堂藏板、聚經閣刊本，其他還有務本堂、善成堂、成都文林書局、藜照書屋、煙臺文勝堂藏板等刊本，現有寶文堂書店整理出版的校點本。

書敘康熙時施仕倫為泰州知州后替民作主平反冤獄，除奸鋤暴的故事。實有其人，名施世綸，其事跡經眾口傳說，說書藝人敷演加工，戲劇家剪裁加工，小說家修飾擴充，逐漸創作出來。行文通俗淺露，略如明人《包公案》而情節稍加曲折，一案或亙數回;且斷案之外又有遇險，逐險弄奇之間亦寫人情，已為公案俠義小說合流的先導，顯示著小說演進的趨向。

《施公案》以施仕倫斷案為線索展開情節，歌頌了清官清正廉潔、克己奉公的品德和俠客們的不避兇險為民除害、伸張正義的品質;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不法官僚、地主、奸盜、地痞的丑惡。清官與俠客合作，是勇力與智慧的結合。其鋒芒所向，穢污盡掃，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兇殃。這是清代廣大下層民眾在封建禮法范圍內對真、善、美的追求，對假、丑、惡的批判;是企望保護、救助的依附心態的寫照。魯迅稱其“為市井細民寫心”，寫的雖是不平、憤怒和抗爭，但骨子里卻埋藏著跪著的靈魂。鄭振鐸先生在論及此類小說發達原因時說：“便是一般民眾，在受了極端暴政的壓迫之時，滿肚子的填塞著不平與憤怒，卻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他們的幼稚心理上，乃是懸盼著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來無蹤，去無跡的，為他們雪不平，除強暴，這完全是一種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這種不可能的幻想，來寬慰了自己無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 (《論武俠小說》)

《施公案》保存著口頭文學的特點，語言雖粗俗，然讀之上口，聽之入耳。第五十四回寫瑯琊山新添兩個英雄時先有一番鋪排： “這里閻羅頭戴一頂豹子冠，身穿一件魚鱗襖，銅裹鐵尖膝鞋，腳下丟襠叉褲，另有一種絕技——那魚鱗甲內暗藏著四百七十個鐵彈子，到了斗爭之時，遇見敵手，即使用此暗器傷人。任你再眼明手快，也要傷損。”語言尋常已極，然由藝人氣口連慣地說出，助以表情、手勢，竟也生氣虎虎。第一七八回寫一座小飯店中跑堂的迎著等急了食客的拍桌聲，連跑帶嚷的一串話，更是生活氣息濃郁、 妙趣橫生：“來了……您老人家要吃魚呢，是糟魚，是穌魚，鍋燒鲇魚，溜魚片，燴甲魚，白魚?要吃肉呢，燒紫姜鹽煎肉， 排骨， 丸子、炸肉骨碌兒……”雖屬報菜譜的口頭話，然跑堂的急心巧吻的情態竟也伴隨爆豆般的言語躍然紙上。至于寫兩軍廝斗、寫民婦告狀，雖多套語，然逼真傳神不會敗胃，亦不宜全予鄙棄。

《施公案》雖系章回小說，結構卻與《三國演義》、 《水滸傳》有別，保存了說話藝術更多的特點。它的斷案故事勾連全書，活潑鮮亮，更合聽眾脾胃。前一案水將落而石未出，后一案竟已波橫而山見。數小案束結為一大案，或一大案枝分數小節。案與案間雖為獨立關目，卻也貫通自然。此種結構，在藝術成熟程度上高于《彭公案》， 遜于《忠烈俠義傳》，顯示著民間藝人在藝術上探索的足跡。在情節安排上，雖有故弄玄虛、追奇逐妄之嫌，多有鑿空不實之弊，然白宋氏刺殺地主、孟文科被燒身死諸案，曲折有致的敘寫，懸念迭出勾人心腸，倒也是民眾經驗和智慧的積累。至于丟牌、 盜馬、奪杯一類情節，雖系子虛無有，亦足寓目，長期滿足著普通百姓的審美需要。

在《施公案》故事情節中顯現出的施仕倫和眾俠客，確如胡適所說是“箭垛式的人物”。但是，其思想性格卻不全然單整劃一。施仕倫雖則剛毅峭直，卻也有俠客星散后的痛苦，孤掌難鳴后的反思;雖則一心在國、一意在民，卻也有體恤下屬的溫情，在與贓官顯宦的生死較逐中也不乏幽默。較《包公案》中的包拯減少了稍許傳奇色彩，浸染了一些凡俗氣韻。黃天霸雖系《彭公案》中黃三太之子， “霸”氣十足，卻不似其父一味的“豪”與“俠”。行俠仗義于江湖之上，他狂稱其名“叫‘我’”，眼空四海，無憂無畏。跟清官走“正路”之后，只因徒使氣力、狂拚性命而功名無望，便嗒然若失，凄苦煎心，行不知所之。他雖為“忠”斷“義”，鏢斃結義弟兄，功成名遂后竟仍能信義全交，恩結江湖故友。這是清代人民歆慕功名，樂為臣仆而又未消盡綠林結習的反映;也是由以“善”為美演進到以“真”為美的審美原則，在俠義公案小說中雖細微卻不容忽視的體現，聽書者雖可略而不計，而研讀者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