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迷帚》簡介|鑒賞

啟蒙小說，二十四回。壯者著。載《繡像小說》第四十三至五十二期，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一月至五月出版，每回繡像一幅。 光緒三十三年(1907)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

小說主旨在反對一切封建迷信，提倡科學精神。第一回“挈綱提領全書大旨，開宗明義箴世名言”，對這一主旨作了總的說明。小說開頭就說：“看官!須知阻礙中國進化的大害，莫若迷信。”本來“黃種智慧不下白種”，但至今卻“相形見絀”了，這是“因數千年人心風俗習慣而成”，特別是歷代帝王假借神權以“檢束民智”，陷官民于迷信愚昧的結果。作者將中國和西方作了這樣的對比：“中國之民智閉塞，人心腐敗，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荊天棘地，生氣索然，幾不能存立于天演物競之新世界。視西人之腳踏實地，憑實驗不憑虛境，舉一切神鬼狐妖之見，摧陷廓清，天可測，海可航， 山可鑿，道可通，萬物可格，百事可為，卒能強種保國者，殆判霄壤。”作者由此得出結論：“故欲救中國，必自改革習俗入手。”而改革習俗，首先就是反對封建迷信。作者號召中國“合四萬萬同胞，人人鼓勇直前，從實理闡起，實事作起”，高舉掃除迷信之大帚，“舉層層關鍵，一拳打破，重重藩籬，同時沖決。”

為此，作者虛構了體現這一思想的主人公卞資生。資生是江蘇吳江縣的布衣，“學兼新舊，其胸襟磊落，思想高尚，真有空前絕后之慨。生平專講實踐，最恨鬼神、仙怪、星相、 卜筮諸說，謂此實陷害人群進化的蟊賊。”他和“把這因果祈禳之說，看作圣經賢傳，身心性命之事”的表弟楊心齋同游各地，所見所聞種種迷信事實，逐件加以剖析，從反復的驗證與論辯中，充分揭露了迷信的虛偽和危害，從而教育了這個“八股之外，絕無事業”，“頑固不通，充數兒的秀才”， 以致后來他又以從表兄這兒獲的“所得”，去“熏陶”從前與己“宗旨性情”相同的舊友，“漸漸移步換形”，取得了“合同而化”的效果。

“這部小說最好的部分，不是各地迷信事件的報告，而是蘇州迷信風俗的敘述。”“這是可以稱作‘蘇州迷信風俗志’”的(阿英《晚清小說史》)。

例如，小說寫“盂蘭盆會”：每逢七月下澣，“日則扎就燈彩鬼像，沿街跳舞，夜則延請僧道，拜懺唪經”。這在中國民俗中大同小異，而蘇州則表現出滿街鬼氣，出會時，“前導有金鼓、有燈牌、有十景旗傘、有茶擔、玉器擔、香亭、鑼鼓、十番棚等項。次則扮出各種鬼像，如大頭鬼、小頭鬼、摸壁鬼、無常鬼、兩面鬼、獨腳鬼、長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脹死鬼、餓死鬼，以及刻薄鬼、勢利鬼、強橫鬼、懦弱鬼、說謊鬼、驕傲鬼、色鬼、酒鬼、脅肩諂笑鬼、招搖撞騙鬼，末后有焦面大王鬼，擺來踱去，全是官樣，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數十，身穿號衣，手持各樣軍器，裝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頂翹然，騎馬按轡，裝作鬼將，押解鬼餉，冥鏹紙帛，高積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匐求乞，演出借債鬼的模樣。以上諸鬼，卻都興高采烈，鬼混鬼鬧，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應接不暇”(第四回)，真是一個群鬼亂舞的混沌世界。其他如寫蘇州的“社戲”、“賽會”以及杭州的“香市”，都很詳細，頗具特色，堪稱明晰生動的工筆風俗畫。

小說描寫民情習俗，不在渲染人物活動所處的文化氛圍，而在揭露迷信、愚昧的實質。書中列舉了許多借迷信活動以售奸騙錢的事：有的瞎子算命妄斷禍福，咬定別人尚還康健的父母“決已不在”(第四回);有的和尚以拜佛修仙為名，引誘婦女入寺做出“種種暖昧之事”(第五回);有的“齋男齋女，赤體對坐”，“甚至臍腹相摩相蕩”， 以“無事”而升“大羅仙班”(第十二回);有的僅是十六七歲少女，卻自稱“仙姑”，以符咒為人治病， 騙取錢財無數(第十三回);有的道士以糞汁代藥，致令貧戶“立時氣絕”(第十四回); 至于溺鬼討替、妖言惑眾、念經打醮、求簽請丹、病危沖喜、接眚凈宅、風水求吉、立廟修寺、 卜筮禱神等等，幾乎涉及到了封建迷信的各個方面，小說都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小說還對表現蒙昧無知的俚諺及一般民間習俗進行了辨析和否定，如指出“二八勿打灶”并非說二月八月不能打灶，而是說不能靠近籬笆打灶，“二八”乃“籬笆”之誤;指出“母家過一冬，夫家死一公”是重男輕女觀念的表現;其他如說“耳朵熱”、“眼睛跳”、“鼻打嚏”等是某種吉兇禍福的征兆，都只是一種囈語而已。

作者最后借資生的口說：“小弟愚見，原思雙管齊下，一邊將迷信關頭重重勘破，一邊大興學堂，歸重德育，使人格日益高貴。”這反映了作者教育救國、科學興邦的政治主張，具有明顯的啟蒙作用。大聲疾呼掃除迷信愚昧，是當時西方科學思想輸入中國的一種反映，小說正充分體現了這樣的時代特點。

小說不在人物的繪形寫神方面下功夫，故人物包括主人公，幾乎都成了演繹作者觀念的符號， 乃至有些人物僅以“甲”、“乙”、“丙”的代號名之。小說也不精心結撰故事情節，不講究故事的起承轉合及其內在的因果關系，而是以表兄弟間的辯論和幾個同道交流見聞觀感來貫穿全書，他們一樁樁地擺出充斥于社會的迷信習俗，又一件件地加以剝示、評論和否定，故全書思辨性有余而形象性不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阿英說：《掃迷帚》是以樸質清麗的筆姿，縝密的理論，不可變易的事實，掃蕩著一切的迷信風俗，可說是晚清的一部最優秀最有著影響的啟蒙運動的書，但不能說是一部優秀的小說。”(《晚清小說史》)

小說中，迷信與科學，中國與西方，愚頑之民與通達之士構成了強烈的對比，而職業迷信者們侜張弄鬼，卻常常敗露出丑，也構成一種對比，如以糞汁灌病人的道士，念經時被人提溺壺直灌頭頂(第十四回); 自稱祈禳可以除狼患的女巫，后“竟為狼所食”(第十六回); 因“六十六，閻王請吃肉”的壽忌，鬧出拒邀赴宴，不得已赴一次宴就“大有生去死歸之懼”的笑話(第十七回);“行同誑騙，其計甚狡”的張天師，最后技窮而狼狽逃走(第二十二回)。這是動機與效果，現象與本質的對比，它不僅顯示了迷信的荒誕與禍害，也構成了強烈的諷刺。《掃迷帚》成了當時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啟蒙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