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隨筆》簡介|鑒賞

雜記，中有一部分小說。清汪景琪(1672—1725)撰，參見附錄小傳。全名《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成書于雍正二年(1724)。因此書是作者被殺的主要罪證，一直封錮在皇宮懋勤殿內，直至一九三六年才有印本流傳。又因下卷內容更為尖銳，不知何時被毀，僅存《功臣不可為》全文及《程如絲貪橫》片段。現全書共存三十六篇及附錄詩歌若干首。

作者是一位關心國計民生、頗有血性的人，對當時的黑暗政治和腐敗吏治頗多不滿， “遇事侃侃，不少假借”，反對那種旨在明哲保身的無關痛癢的囈語浮詞。本書序言稱：書中“議論偏頗，則性情之所近而然也;議論悖戾，則心之所激而成也”。可見這是一部秉筆直書、抒寫憤懣之作。

對上自皇帝，下至百官以及作者本人的惡德和繆誤，本書都敢于直言不諱。 《忠臣不可為》篇揭露猜忌剛愎之主在取得成功之后，大殺功臣的心理依據和殘暴行為。 《程如絲貪橫》等篇則更具體地指摘清朝皇帝的昏眊和朝政的荒謬之處。因而，雍正看后不禁大怒，認為實屬大逆不道，著將作者立斬梟示。 《高文恪公》、 《西安吏治》等篇，對朝臣的結黨傾軋、官吏的貪贓枉法也做了無情的舉發。作者用事實表明，大學士明珠、大學士徐乾學、尚書索額圖、侍郎高士奇等人，都是一些結黨營私、貪墨不法、朝秦暮楚、寡廉鮮恥之徒。 《西安吏治》寫道，數十年來，陜西省的督撫藩臬等獨當方面的文武大員，都由滿人獨占。這些人目不識丁，不問政事，惟以刻剝聚斂為恒舞酣歌之計。上行下效，下屬滿漢官員也無不加征雜派，吞沒帑銀，以圖討好上司，并維持他們自己的窮奢極欲的生活。這些貪官污吏造成的災難，更甚于水早災害，以致一再激起民變。作者對人民被逼造反是同情的，曾一再指出，民“聚眾為變，皆有司之自取”。 《紅石村》等篇寫作者的見聞，形象地反映了山西南部人民造反的某些情形。作者首先指出，這里的人民“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此堯之遺風也。”并以“生女如嫦娥”著稱于世。但是，由于有司的橫征暴斂，人民無以為生，連這樣的婦女也鋌而走險，變成了神出鬼沒的“強盜”。作者以親身經歷表明，這些女“強盜”都是善良美好的，她們渴望能有一種安居樂業、家人團聚的正常生活，即使被逼造反也不危害普通群眾和守法官員。作者對自己的狂傲不羈、喜好狹邪等弱點也毫不隱諱，并多次在文中深自反省。作者所贊賞的、頌揚的是那些注重氣節、當仁不讓、心懷天下的人們，這些人與貪官污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在《詹事雨》、 《狐魅畏節婦》等文中有清楚的表現。通過這一系列直言不諱、互相對照的描寫，作者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愛憎情感和思想傾向。

本書是作者在取道河北、山西前往陜西投奔年羹堯幕府的途中，將自己路之所經、 身之所遇、心之所記、口之所談隨手札記而成的。雖屬筆記性質，但不少故事寫得委宛細致、 情節生動、人物傳神，有較強的小說性。象《紅石村》、《步光山傳》等篇，堪稱為文言小說的上乘之作。作為文言小說， 《西征隨筆》不虛美、不隱惡的現實主義精神給人以很深的印象。做為年羹堯的一個幕僚，竟不回避年羹堯放任他的部下殘暴地燒殺淫掠西北少數民族人民這一歷史事實，反而贊揚被淫掠的少數民族女子寧死不屈的抗暴精神。 《桌子山番人》是記述藏民反抗官兵的情形的， 《儒林外史》也寫了這一事件。本書敢于坦率地承認，這些藏民本是“順民”，只因官兵長期不斷地對他們進行燒殺淫掠，才把他們逼上絕路的，由于官兵的殘酷鎮壓，他們的結局也十分悲慘。 《儒林外史》則說，藏民的暴動是因民間買賣不公引起的，官兵討平之后，還在這里實行了“禮樂兵農”的撫民政策，建立了猶如“世外桃源”一樣的新生活。當然， 《儒林外史》這樣寫也自有其具體原因，但就其真實性來說，就顯得大為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