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國文學

由于地理、歷史和宗教諸方面的原因，孟加拉國文學，稱之為東孟加拉伊斯蘭文學更加合適。本世紀20年代，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爭中涌現了大批優秀作家，最負盛名的是納茲魯爾·伊斯拉姆和查希姆·烏汀。伊斯拉姆早年積極參加反殖民主義群眾運動，1919年發表氣壯山河的長詩《叛逆者》，為此被譽為 “叛逆詩人”，他的詩作洋溢著火熱的愛國主義，響徹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強音，表現毀滅舊世界、創建新社會的堅強決心，富有革命浪漫主義色彩。查希姆·烏汀的詩歌融匯了民謠戲曲的精華，有一股醉人的泥土馨香。其代表作《錦繡原野》為他贏得“田園詩人” 的桂冠。他以清新自然的藝術個性在詩壇上獨樹一幟。

印巴分治后，民族工業迅速發展，工人階級隊伍日益壯大。階級矛盾和圍繞孟加拉語國語地位的民族矛盾趨于尖銳。由于左翼作家有的被投入監獄，有的懾于高壓政策停筆，反映階級斗爭的作品寥寥無幾。薩登·森從切身經歷創作的記實小說《孟加拉鄉村小徑》，可謂北孟加拉谷物三七分成等農民運動的形象記錄。阿拉烏汀·阿勒·阿查德(1932— )的小說中傳出一些勞資矛盾和工人覺醒的信息。

相形之下，描述民族斗爭的作品相當可觀。1952年，爆發席卷全國的語言運動。戲劇家穆尼·喬德里的劇本《公墓》滿腔熱忱地歌頌語言運動中獻身的烈士，揭露了專制統治。沙姆蘇爾·拉赫曼的抒情詩《血染的襯衣》中的詩行： “普普通通的，阿薩德的一件血衣，抹盡了我們的膽怯、羞恥，是我們心里飄揚的戰旗! ”豪邁悲壯，膾炙人口。

引人注目的是，阿布·羅薩德、阿卜杜勒·加法爾·喬德里、賽義德·瓦里烏拉等人描寫中上層社會的作品有較高的藝術造詣。他們或以鋒利的筆觸，解剖上層人物的病態心理，譴責他們驕奢淫逸，或以辛辣的語言，機智的幽默，嘲諷家道中落的遺老遺少。賽義德·瓦里烏拉的小說《陵墓幽魂》暴露偽善的宗教人員的骯臟靈魂，揭示了教徒的沉重精神枷鎖。他是借鑒象征主義、意識流技巧進行實驗創作的先驅。步他后塵的有希坎達爾·阿布·查法爾(1919—1975)、哈桑·阿吉珠爾·哈克。前者的象征派劇作《孔雀與鵝》借動物世界的殊死拼殺，暗喻人類的爾虞我詐、爭名奪利，宣揚“友愛最寶貴，損人必害己” 的思想。他們的探索性作品數量不多，但在構思、布局、內在世界剖析等方面的手法無疑豐富了孟加拉國文學的表現形式。

孟加拉國獨立之后，政局動蕩，黨派林立。為政治而藝術的思潮幾乎淹沒了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詩壇上出現了阿比特·阿諾瓦爾(1950— )、穆吉布勒·哈卡·迦比爾(1953— )等青年激進詩人。他們的詩歌表達了政黨觀點，直露而平淡。但賽義德· 薩姆蘇勒·豪克的詩劇《可以聽見的腳步聲》臺詞別具一格，節奏明快奔放，頗受評論家稱道。胡馬雍·艾哈默德的中篇小說《芳香》不像某些作品極力渲染恐怖的殺戮場景，而是閃爍著嚴酷形勢下人們同舟共濟的高尚情操的光輝。對于獨立后的文學作品，批評家們認為，確定其藝術價值和文學史上的恰當地位，為時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