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家·顧炎武

明末清初史學家。原名絳，江蘇昆山人; 清兵破南京后，更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為亭林先生。顧炎武是清初三大遺民之一，在抗清斗爭失敗后，恢復之心不死。清王朝開明史館，欲延致之，他以死相拒。有人勸他： “先生何不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顧炎武一笑置之： “此所謂釣名者!” 他以 “博學于文” (孔子語) 與 “行己有恥” (孟子語)為做人的準則，對當時的士風痛加針砭，稱北方學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學者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提倡 “書足以匡時，言足以救世” 的 “實學”。他生當易姓改朝之際，而新王朝又是異族所建立起來的滿清，故他有 “亡國” 與 “亡天下” 之辨：“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而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后人將這段話的意思概括為：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可見顧炎武的反清復明，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忠臣氣節，而是一種民族大義，故在近代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中，他被視為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幟。復明徹底無望之后，顧炎武便埋頭整理學術，日常讀書，有所得即隨手記錄，累積起來的成果就是改變一代學風的 《日知錄》。《日知錄》屬于考史性質的雜記，內容包括經義、典章、世風、天文、史地、兵農、藝文等，不但博學洽聞，而且考證翔實，言必有據，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一種 “實證” 的方法，這種方法經過乾嘉學者的發揚光大，成為一代顯學，這就是被胡適稱為科學方法的 “考據學”。但是，顧炎武并非泡在故紙堆中的學究，他是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的游學者，每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至厄塞險要之處，必訪問老兵退卒，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和史實掌故，如遇有和平時所聞不合者，即檢書對證，反復比勘。明代中期以后盛行陸王心學，講究 “致良知”，這 “良知” 就是與生俱來、不學而能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 等等，士林中形成坐而論道、空談心性的學風。顧炎武對這種空疏的學風深惡痛絕，甚至將明朝亡國的賬算在它的頭上。他在《日知錄》中表現出的實證精神，就不僅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更有 “經世致用” 的目的。顧炎武的門人潘耒為《日知錄》作序稱： “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書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 又說： “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采用其說，見諸施行，于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著此書之意也。”后來的考據學家尊顧炎武為開山宗師，視《日知錄》 為考據學的經典，主張為考據而考據，這與顧炎武 “經世致用” 的精神恰好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