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家·劉知幾

唐史論家。字子玄，彭城 (今江蘇徐州) 人。他出生于官僚世家，從小受到正統的文史教育。十二歲前，父親為其講完 《左傳》，十七歲前，遍讀 《史記》、《漢書》、《三國志》及各朝史。二十歲考中進士，被派往河南某縣任主簿(文書一類的職務)，官位低下，才無可施，只好繼續潛心史學。當時已是武則天君臨天下的時代，“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劉知幾曾作《思慎賦》 以刺時，勸告士大夫“知止足，避嫌疑”，應 “以道德(老莊) 為介胄，忠貞為劍履”。他曾 “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參與撰修國史的工作。他主張 “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堅持善惡必書，與把持史館的武三思等人發生分歧，最后只好退出史館。他致書當朝宰相，指陳史館的五大弊端，認為這種修史制度束縛了史官的手腳，使其 “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后來”。他指出，史家不同于文士，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這被后代史學家奉為座右銘。他將自己對史學的認識，撰寫成書，這就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 《史通》。《史通》原為五十二篇，現存四十九篇，實際上是專題論文的結集。全書分為 “內篇” 和 “外篇”兩大部分，前者討論史籍體例和編纂方法，后者論述史官沿革、史籍流傳及古史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這部總結性的論著，對史學家來說，具有指點迷津、破除陳見的意義，故同時人徐堅見到 《史通》 后就說： “為史氏者宜置之于座右也。”劉知幾在 《史通》 中說古論今，有許多精辟大膽的見解，如在《直書》、《曲筆》篇中提倡 “仗氣直書，不避強御”，以 “曲筆阿時”、“諛言媚主” 為史學家的恥辱。并引用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這句古語，來控訴歷代暴君權臣對史學家的壓制迫害。在 《疑古》、《惑經》 篇中提出 《尚書》有可疑之事十條，《春秋》有未曉者十二條、虛美者五條，認為孔子所謂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不應成為修史的標準。在 《載文》 篇中嚴格區分文學語言與歷史語言的差別，認為文士替帝王撰寫的詔書政令多不符實，如 《三國志·魏書》 載《檄吳文》 稱：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就是造謠誣蔑，而 《晉書》載魏元帝禪書和晉武帝讓表，也是文臣筆下生花，不應載入史籍。總之，劉知幾在 《史通》 中處處表現出史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中國史學家 “自覺意識” 的覺醒，也是中國史學理論成熟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