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中國古代的繪畫

中國繪畫藝術源遠流長，早在人類文明剛剛出現曙光之時，繪畫這朵藝術之花就已開放在祖國的土地上。為數眾多的巖畫和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彩陶裝飾畫——渦紋、魚、蛙、鳥、鹿、人畫、舞蹈、花葉以及各種幾何圖案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雛形。1949年和1973年在湖南長沙陳家大山戰國楚墓出土的《龍鳳人物圖》和《人物御龍圖》兩件帛畫，是現存最早的具有獨立意義的中國畫作品，從其人物造型和線描結構等可見，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繪畫已確立了以線造型的傳統風格形式，且已達到相當的藝術水平。

由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化政策的影響，兩漢繪畫表現出了相當強烈的政治性色彩，內容大都屬于紀功、頌德、表行之類。應用范圍日趨廣泛，宮室、殿堂、神廟、陵墓、壁畫比比皆是，漆器畫、縑帛畫與石刻畫也相當有名。題材以宗教內容，神話故事和反映生活的人物畫為主。1972年，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彩繪帛畫《升天圖》，以其巧妙的構圖，勁秀流暢的線條和富麗華貴的色彩運用，顯示了這一時期繪畫較之前代的長足進步。

魏、晉、南北朝，繪畫逐漸脫離了建筑與雕刻，成為獨立的藝術欣賞品。題材進一步擴大，并涌現出一批專業畫家。此時的人物畫多以文學為內容，刻畫名士生活，并注重氣質、風度的表現，最著名的是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初期山水多作為人物畫背景出現，而真正以表現景物為主的山水畫萌發于南朝的劉宋時期，發端于畫家宗炳和王微。

隋代繪畫藝術融合了魏晉以來的各種風格，為唐代藝術全面而輝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展子虔的青綠山水《游春圖》標志著山水畫已獨立成宗，其色彩與技法深刻地影響于初唐山水，而被譽為“唐畫之祖”。

唐代，繪畫藝術開創了新紀元。人物、山水、花鳥等各畫科皆發展繁榮，題材范圍空前擴大，名家輩出，風格多樣。唐初的人物畫具有相當嚴重的“資政”性質，如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和《步輦圖》;而唐中期以后發展為追求“貴而美者”藝術風格的宮廷仕女畫，其代表畫家有張萱和周昉。盛唐的吳道子創造了“筆跡磊落”、“氣韻雄壯”的人物畫新畫風，并開啟了重“筆”輕“色”的中國畫民族風格。吳道子還改革了東晉與劉宋時期的山水畫，其畫風又經張璪、畢宏、鄭虔等畫家的變革，使中國山水畫向“水墨渲淡”發展;李思訓、李昭道父子則開創了“金碧重彩”，“以富麗為工”的青綠山水派;王維也以其水墨畫寧靜秀潤，開后世“文人畫”以詩入畫、詩畫統一之先河。唐代花鳥畫也異軍突起，成為獨立畫科，畫法畫技上開后代工筆淡彩、工筆重彩、兼工寫意的先河。刁光胤工勾勒法，邊鸞善鉤填法，殷仲容則擅長墨色暈染法。此外，曹霸、韓干的鞍馬，薛稷的鶴、戴嵩的牛、蕭悅的竹等都別開生面，并形成了畫科。

五代，繪畫藝術有了多方面的變化和提高。各畫科均呈現出新的面貌。山水畫重在表現四時朝暮與風、晴、雨、雪的變化。北方兩位劃時代畫家荊浩、關仝，完全脫離了李思訓工整的青綠山水規范，筆墨兼重，展現峰巒重疊，氣象蕭疏的關隴風貌，為宋元以來山水畫家所宗仰;董源、巨然則繼承發展了王維、李思訓的畫法，開創風格獨特的“江南畫派”，為水墨山水畫發展開辟了新徑。五代人物畫在題材方面，一變前期的歷史人物、道釋人物和宮中貴人，而以士大夫為主要描繪對象，翰林待詔周文矩、王齊翰、顧閎中、衛賢等皆畫法精細，有高超的寫實技巧，而善寫北方邊民放牧、出獵內容的胡環，及以畫羅漢著名的貫休，也都成就斐然。五代是花鳥畫繁榮期，西蜀翰林待詔黃荃、黃居寀父子以“鉤勒法”弛名畫壇，“厚施色彩，崇尚逼真”;而活躍于南唐的徐熙則以“落墨花”著名，重在形象的意態，往往“暈淡而成”，“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形成兩大派系，并傳后世。

宋代各畫科全面發展，題材更加廣闊，畫派并出，盛極一時。從山水畫看，北宋初年李成與范寬承襲發展了荊關山水，李成能“得山之體貌”，而范寬則能“得山之骨”，后來的郭熙、許道寧、王詵等，皆為李成傳派;南宋文人畫大為興盛，米芾、米友仁以濕筆水墨寫意山水畫，開創了世稱“米家山”或“米氏云山”的新畫派;李唐開創了南宋山水重意境創造，以抒情為目的的偏角山水的新風，將“大斧劈皴”與青綠設色結合，風格粗獷厚重，劉松年、馬遠、夏圭繼承并發展了其畫法，成為畫院主要流派，并稱“南宋四大家”;趙伯駒、趙伯骕兄弟，取法李思訓，以設色山水名世，作品秀勁工致，著色清麗活潑。在人物畫方面，北宋有“小吳生”之稱的武宗元以宗教壁畫名噪一時;而被推為宋畫第一的李公麟，其作品多不設色，純用富有變化的線條畫成，在畫史上確立了“白描”的表現手法;南宋梁楷首創“減筆”人物畫最負盛名。另外兩宋的風俗畫也頗為珍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即為名傳千古的珍品。其他如燕文貴的《七夕夜市圖》、祁序的《江山放牧圖》、蘇漢臣的《百子嬉春圖》等都是反映當時社會風情的杰作。兩宋的花鳥畫崇尚寫生，趨于精致、完美。徽宗趙佶的作品精工逼真，艷麗生動，甚為突出;畫院待詔黃居寀秉承家學，鉤勒遒勁，畫風富麗，院外徐熙之孫徐崇嗣則摒棄墨筆鉤勒，直接以色暈染，稱“沒骨法”;趙昌、易元吉、崔白等也都各有專長和突出成就;此外“四君子”(梅蘭竹菊)科尤為盛行，釋仲仁、楊無咎的墨梅，文同、蘇軾的墨竹，趙孟堅、鄭思肖的蘭花等，皆有名于時。

元代繪畫，受文人畫思潮影響，山水畫以梅、蘭、竹、石為流行題材，注重筆墨情趣，且將書法融入畫法中，使水墨寫意畫有了新的突破。趙孟頫是元代影響中國繪畫的關鍵人物，山水、人物、竹石、鞍馬無所不精，詩、書、畫均負盛名。他號召“復古”以反對“近世(南宋法)”，提倡書畫同源。元中晚期的山水畫“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吳鎮、倪瓚)”即主要受其影響，又發展了個人風貌，而鼎立于元畫壇;其他山水畫家有師法李成、郭熙的朱德潤、曹知白、康棣，以及吸收米友仁的畫法并加以變化革新的高克恭。元代人物畫主要受李公麟影響，張渥、衛九鼎、王振鵬等均以白描人物見長。元代花鳥出現了避繁就簡的畫風，以錢選、王淵最負盛名，錢選善作折技花卉，王淵則精于花鳥和水墨竹石;王冕善畫墨梅，首創胭脂沒骨體，“萬蕊千花”，生意盎然;此外李衎、柯九思、顧安、管道升等均為畫竹名家。

明代繪畫承宋、元傳統，仍以文人畫為主流，各種畫派崛起，風格求新立異，技法更豐富多彩。明初畫家多承元代遺風，如擅山水、墨竹的徐賁、王紱、陳汝言及以畫“密梅”著稱的陳錄、王謙、劉世儒、金俊明等;而宮廷畫家戴進、吳偉、倪瑞、王諤、朱端等大都承南宋院體系統，其中戴進山水師馬遠、夏圭，晚年有所變，創“浙派”成為明前期畫壇的主要流派;花鳥畫方面，邊景昭、呂紀承黃荃畫風，妍麗工細，孫隆承徐熙以彩色渲染、頗富生趣，林良則以水墨花鳥獨步藝苑。明中葉，活躍于蘇州地區的“吳門派”取代“浙派”成為明代繪畫主流，他們技藝全面，題材廣泛，沈周融合宋、元筆法，自成一家，為“吳門派”領袖;文征明則粗筆近沈周，細筆從趙孟頫、元四家傳統中演化而來，最見特色，獨樹文派山水新面目，其傳派最盛，門生弟子眾多;唐寅、仇英近師周臣，遠法南宋李唐、劉松年，精細艷逸，風格秀潤。“吳門派”后，以董其昌為首的“華亭派”左右了繪畫潮流，其主張師法古人，偏重形式的思想理論卻導致了畫壇陳陳相因的摹古之風;明后期山水成就較大的還有藍瑛的“武林派”。此外在花鳥畫方面，陳淳以水墨花卉著名，筆法簡練，富有生氣;徐渭則不拘物象形似，大膽創造，縱橫揮灑，充分發展了大寫意的潑墨技法，此二人為“寫意派”花鳥的杰出代表，世稱“青藤白陽”。人物畫方面，陳洪綬善將書法融于繪畫，以獨特的運筆，夸張地塑造奇崛不凡的形象，與北方同以白描人物著稱，取法高古，繪人物衣紋線條彎曲多變的崔子忠并稱“南陳北崔”;丁云鵬善畫佛像，畫法工整，線條細勁流暢;肖像畫成就最高的是曾鯨，他注重墨骨，以傳統技法融合西洋畫陰影法，為傳神畫開創“新機軸”，被稱為“波臣派”，風行一時，明代謝彬、沈爾調，清代沈韶、徐璋等都是他的傳派。

清代繪畫藝術，繼續元、明以來的趨勢，文人畫日益占據畫壇主流，山水畫創作及水墨寫意畫盛行，且始終貫穿著保守與創新的斗爭。清代繪畫的發展，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明初，受皇室扶植的“四王”畫派，以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為代表，受董其昌繪畫理論影響，強調師古摹古，講究筆情墨韻，技巧功力頗深，但內容缺乏生氣，成為畫壇的正統派。吳歷、惲格雖也屬正統派，但仍不無新意，融工筆與寫意為一體，強調以情動人，他們與“四王”并稱“清初六大家”。而在江南地區，出現一批反保守派的畫家，他們大多為明末遺民，政治上不與清統治者合作，藝術上主張抒發個性，反對陳陳相因。作品往往感情真摯、強烈，風格獨特、新穎。代表畫家以“四僧”(弘仁、髡殘、石濤、朱耷)成就最突出，還有以龔賢為首的“金陵八家”，以弘仁、查士標、梅清為代表的“新安派”等。清中期，隨著“康、乾”盛世，繪畫領域也呈現出繁榮景象，畫家輩出。宮廷繪畫在皇室扶持下活躍一時，內容、形式都豐富多彩，人物畫成就尤為突出。同時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揚州畫派”，以革新的面貌出現于畫壇。他們破常規、創新意，藉畫抒發郁懣的心胸，比擬清高的人品，表達鮮明的個性，因此作品具有較深刻的思想和熾熱的感情，形式上也不拘一格，狂放怪異。寓意“四君子”的梅、蘭、竹、菊和潑墨大寫意手法，是他們最喜愛的題材和畫法，對近現代花鳥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清后期，由于政治腐敗，社會衰落，畫壇發生了急劇變化，題材內容、風格技巧方面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文人畫日見衰微，新的流派形成，著名的有“海派”、“嶺南派”等。上海地區的“海派”以趙之謙、虛谷、任熊、任頤、吳昌碩等為代表，他們承陳淳、徐渭以來的水墨寫意花卉傳統，將書法、篆刻用筆融入繪畫，以蒼勁酣暢的筆法、淋漓的墨色、鮮艷強烈的敷彩，創造出氣勢磅礴的藝術形象。晚清廣東畫家居巢、居廉兄弟，擅花鳥，重寫生，造型準確精微，吸收東西方水彩畫法，敷色清麗融和，“嶺南派”即受其影響發展起來，代表畫家有高劍父、高奇峰和陳樹人，活躍于近代。

中國繪畫史，是在社會、政治、經濟及整體文化發展大背景下，傳統與變革的辯證發展史，是主體精神發揚與藝術形式創新二者統一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