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隋唐五代散文·散文體類的變革與創新

韓愈、柳宗元對唐代古文這個新的文學范型的建設，還應包括文章體類這個方面。其實唐代早期古文家已經有了開拓文體的自覺，雜文的創作便可以體現他們這方面的成就^①。而韓、柳二人在建設散文體類方面貢獻尤大，他們的創造性成就，主要表現在韓愈使應用性文體墓志和以議論為主的贈序煥發活力，呈現出藝術之美;表現在柳宗元使游記走向成熟，成為融紀游、寫景、抒情、議論于一體并深受后世文人喜愛的重要文體。柳宗元的人物傳記、動物寓言也有著文體上的意義。

碑志興起于東漢，自蔡邕以后，已成為一種應酬性文體，語多虛美、套話雷同本是在所難免。明人吳訥稱此體“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文章辨體序說》)^②。韓愈用古文大量寫作墓志，能因人而異，竭盡變化，使之面目一新。

墓志一般要敘及墓主家世、生平、德行，所謂“鋪排郡望，藻飾官階”，“以人為賦”。然而韓愈往往重在突出人物性格，故只用數事以傳神，并不歷敘平生。《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只寫薛公達三事：舉進士不行禮，作書奏令幕主不辨句讀，射箭三發連中而技壓全軍，對其人氣高才奇遇薄卻能傳神寫照。《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重點寫王適騙娶處士侯高之女一事，以小說筆法塑造了王適疏狂不羈的“奇男子”形象。韓愈實際上是借鑒了《史記》《漢書》塑造人物的傳統，將墓志變成了人物傳記，故宋人李涂謂韓愈墓志文“一人一樣，絕妙”(《文章精義》)。

韓愈墓志寫人固然各肖其形，寫法也是變化多端，尤善于從虛處著筆，于無可寫處寫出精彩。《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將墓主家人求銘的過程作為主要內容，婢女轉述的墓主及其妻之語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殿中少監馬君墓志》墓主早亡，無甚事跡可敘，幾乎無可著筆，韓愈卻從死生離合、人世滄桑處著眼。寫墓志純從虛處著筆，可謂創格。從世故人情來說，墓志某種程度上需要隱惡揚善。既不能讓墓主家人過于不滿，又要避開良心的追問，不能明顯諛墓。考慮到這些因素，便可以體會到韓愈在運”思及敘述技巧方面的杰出才能。

發議論也是韓愈墓志的一個特色。《柳子厚墓志銘》感慨士窮見節義，以柳之節義與世風之澆薄反襯，以議論與敘事相輔相成，共同突現了柳宗元的可貴人格。《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銘》則完全意在議論，故筆墨全在服食丹藥上。述及李于服丹死后，引出同是服丹而死的歸登等七人，細寫他們死時慘狀，末尾以議論作結。明人徐師曾論碑文曰：“其主于敘事者曰正體，主于議論者曰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文體明辨序說》)如果說《柳子厚墓志銘》為變而不失其正者，《故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銘》則純為變體。

甚至墓志的風格，韓愈亦能因人而異。如他平日與孟郊聯詩，斗奇斗險，為孟郊所作的《貞曜先生墓志銘》便字奇句狠，拗折陡峭。在墓志的構成上，也是變化不一，除志、銘俱全的正體外，或有志無銘，或有銘無志，或以散文為銘。

總之，韓愈作墓志，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重視人物的塑造。在此基礎上隨心所欲，不拘一格，多變體，多創格。

贈序自唐代萌興，用于贈別的序文從一般的詩序形態中分離出來，唐人的不少贈序里甚至不提贈別之詩，序本身已成為寫作目的。這一體的創作，在韓愈之前尚未擺脫夸飾雕繪之習套，至韓愈則無論是內容，還是寫作技巧都充滿個性而又富于變化，從而大放異彩。

贈序就內容而言，正如姚鼐所云：“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后作者。”(《古文辭類纂·序目》)所謂“得古人之意”，當指他善鳴現實之不平，以道義相激勵，并在行文上做到縱橫陳義與微言相諷的結合，從而拓寬了贈序的內容，使之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并有深沉蘊藉之美。向為人稱道的《送董邵南序》即堪為代表。文章既惋惜董生為藩鎮所用，有不欲往之意，又傷其不遇，知其不得已，復希望董生能受知于燕趙，轉而又擔心今之燕趙之士已不復如古之慷慨悲歌。文思盤旋曲折，情致深婉。此類佳構不勝枚舉。

與富有深意的內容相應，在表現手法及技巧上，議論說理成為韓愈贈序的顯著特色，這反映了贈序表達方式的一大變化，而這種變化又與古文發展的進程相關^①。對于韓愈而言，贈序中議論、敘事、抒情無不可而又無不妥帖，文章的風格也隨之姿態紛呈。如《送李愿歸盤谷序》“別出奇徑，跌宕自喜”(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全用被送人之語點染成篇，對其為人行事不著一詞，而褒揚之意盡在其中，使得蘇軾推賞不已^②。文中多駢儷語，而在筋節脈絡之處，則用散文筆法起落轉接^③。如《送廖道士序》以靈山秀水反向鋪墊，欲抑先揚，欲指斥其人，而不直言，卻于贊揚中流露批評之意。婉而諷，亦有諧趣，文思妙遠。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可以說，韓愈以自己的努力提升了贈序的文學品格，他的贈序因而垂范后世，影響深遠，即以宋人而言，“歐、王二家，王得其骨，歐得其神”^④。

如果說韓愈碑志、贈序成就最高，那么柳宗元獨標千古的就要算山水游記了。山水自成為六朝人的審美對象與寄情之所后，便經常在文學中呈現它的風貌。六朝人喜歡在書信中表達山水之美和他們的欣賞之情。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吳均的《與朱元思書》等都是傳世名作。北朝人的山水體驗則主要積淀在酈道元的學術著作《水經注》中。隋唐以來，詩歌成為傳達山水之情的首選。詩之外，有各種序、記，還有傳統的書信，如王維的《山中與裴秀才迪書》。元結有一組寫道州山水的作品，其中有些如《右溪記》這樣的文章已屬于正式的游記體，但更多的還是借助于銘、序的形式。只有到了柳宗元手里，山水散文才從其他文體中正式分離出來，以游記的形式定型并走向成熟。柳宗元對山水之美具有超常的感受與描繪能力，同時他也把人生的感慨、孤傲的情懷投注其中，使他筆下的山水別具幽冷凄清之美，也使他的山水游記成為古文精品^①。正是有了他，山水游記這種原為邊緣文學的散文體裁，一躍而成為此后散文園地的一種熱門體類。

柳宗元在永州完成的“八記”堪稱“追攝化工，獨開生面”(孫梅《四六叢話》卷二一)。八篇文章以游蹤為線索，一文記一地，脈絡相連，神氣相通，呈現出一個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境界。“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的西山(《始得西山宴游記》)，“昌蒲被之，青鮮環周”的石泓(《石渠記》)，以大石為底、“水平布其上，流若織錦，響若操琴”的石澗(《石澗記》)，無不充滿靈性。“八記”之外的《游黃溪記》移步換景，如一幅山水長卷緩緩展開，陳衍許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筆，雖合荊、關、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石遺室論文》卷四)。柳宗元充分展示了他對景物的摹畫能力，同時還吸收了騷、賦、駢文的詞采，并將詩歌的意境帶進散文里^②，從而使他的山水游記如畫、如詩。

他山水游記的境界則多清冷孤寂，而以 《小石潭記》 為最。潭水清冽，游魚靈動，日光明澈，境界空靈明凈，而這一切又終為凄神寒骨的氣氛所籠罩。由于他的悲劇生涯和悲劇化的個性，柳宗元特別偏愛冷峭幽邃的境界，遂使他的作品骨力峭拔，色調清冷^①。

柳宗元的山水似乎有精神、人格。 不論是《鈷潭記》“蕩擊益暴”的水，還是《鈷潭西小丘記》“突怒偃蹇”的石，都充滿了個性與生命力。柳宗元把貶謫的幽憤、郁悶寄托于山水中，所以山水不再是外在的山水，而是與觀照者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人是逐臣，山水便也是美麗的棄地。《愚溪詩序》典型地體現了失意的人與寂寞的山水惺惺相惜的感情。

由于柳宗元寫山水多是借題感慨，所以在寫景之后總會有感發引申，這使他的山水具有某種理趣。《始得西山宴游記》立于山巔，眺望四野、俯視州郭而覺“不與培��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以至“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 《鈷潭西小丘記》中，小丘本為唐氏之棄地，而終為己欣賞：“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作者“賀茲丘之遭也”，處處扣著一“遭”字，暗寫自己為小丘的知音，同時也傷悼自己的命運，正是林云銘所謂“賀丘所以自吊”(《古文析義》初編卷五)。《小石城山記》后半議論亦是借瑰偉奇特之石，一吐胸中郁勃之氣。

寫法上，柳宗元山水游記繼承了酈道元《水經注》的成就，也導源于謝靈運《山居賦》自注的某些敘述方式^②。在此基礎上，他把自己的精神、情感投射于山水。山水純凈寂寞，意境清冷幽邃，文字優美而富有韻味。柳宗元山水游記的這些基本特征，正印證了劉禹錫“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答柳子厚書》)的評價。

柳集中存八篇以“傳”為名的文章，其中《李赤傳》《河間傳》及《劉叟傳》都似小說，《蝂傳》是動物寓言，其余四篇屬于傳記體散文，但又有別于傳統的傳記。有論者曰：“韓愈所為私傳，皆其人于史法不得立傳，而事有關于人心世道，不可無傳者也。宗元則以發抒己議，類莊生之寓言……非所為信以傳信者矣。”(《唐宋文醇》卷一)這其實點出了柳宗元傳記的兩個特點：一是“其人于史法不得立傳”，即傳記的主人公是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二是“發抒己議，類莊生之寓言”，即其傳記重在議不在傳。

《史記》也為游俠、刺客、商人等平民立傳，但這些人雖地位低下，卻并非湮沒無聞。柳宗元幾篇傳記的人物，或是孩子，或是賣藥人，或是種樹的駝背和工匠，都不是名聞天下的人物。為平凡的小人物作傳，傳記民間化，這是柳宗元的慧眼卓識，也是他對傳記體散文的一個貢獻。宋以后傳記文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的影響。

幾篇傳記中，唯《童區寄傳》意在作傳，敘奇人奇事，“簡老明快”，“得龍門之神”(《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孫琮評語)，其他都以議論為主。《宋清傳》通過宋清賣藥不求人速報而報在長遠說明為人之道，《種樹郭橐駝傳》通過郭橐駝種樹能全其天性說明養民之道，《梓人傳》通過梓人善于指揮眾工而不長匠藝說明為相之道。柳宗元實際上是借為微者作傳表達他對政治、社會、人生的看法。這種風格也的確接近《莊子》的寓言，即便是郭橐駝的形象就會讓人想起《莊子》里的畸人。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同樣也是意不在傳，而在議論，如清人蔡鑄所言：“不必有其人也，不必有其事也，公疾當世‘食而怠其事者’，特借圬者口中以警之耳”(《蔡氏古文評注補正全集》 卷七)，與柳之風格如出一轍。

寓言在先秦時，作為一種說理的手法，已廣泛使用。柳宗元的動物寓言已不僅僅是一種手法，而具有了文體的意義。篇目雖然不多，卻非常富有創造性^①。

他的動物寓言，篇幅短小，生動活潑，而都有所譏刺。《羆說》諷刺“不善內而恃外者”，《蝂傳》諷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于危墜”的人。這兩個寓言結構上都是先說一個故事，再揭示寓意。這種形式在佛經里很普遍，如《百喻經》里的故事，幾乎都是這樣的構造，可以看出柳宗元對佛經譬喻手法的借鑒。

《三戒》的形式略有變化，序言揭示寓意，統領三個故事。《臨江之麋》寫主人經常使麋與家犬嬉戲，日久，麋亦以犬為友，出門遇外犬，不知為敵，而為外犬所食。《黔之驢》描繪外強中干而又不知藏拙的龐然大物，膾炙人口。《永某氏之鼠》寫老鼠在主人縱容下，猖狂肆虐，換了房主后為害依舊，終為新主人全部消滅。三個故事都是諷刺“不知推己之本”即不明自己本性的人。而從上述故事的寓意又可以理解柳宗元對“本性”、“自然”這一類哲學問題的看法^②。

通過生動形象的故事傳達警世之意，這是柳宗元寓言的特色。“描情繪影，因物肖形，使讀者說其解頤，忘其猛醒”(《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孫琮評語)，因而給人流下深刻的印象。

韓、柳二人其他體類的散文也有很高的成就。韓愈的論辯文，以筆力雄健、氣勢磅礴取勝，“筆筆鋒刃，無堅不摧”(林云銘《古文析義》)，具有不容辯駁的力量。“《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新唐書》本傳)。相當于雜文的《雜說》《送窮文》等，更是給人以高度的文學享受。《送窮文》從揚雄《逐貧賦》而來，將“窮”字化為五鬼，并伴以險字怪句，詼諧奇詭，盡顯韓愈尚奇本色。

以散體寫書信，也是他展示古文藝術魅力之處。或上書求仕，或友朋往返，或指導后學。因人而異，篇篇面目不同。或沉郁凝重，或自信沉著，或迂徐頓挫，或家常本色而見朋友情深。韓愈還在書信中談論他對文學的看法，使得不少書信成為他文學理論的名篇。

哀祭類中則有《祭十二郎文》這樣的絕唱。述哀之文本用韻，而此文全用散體。骨肉之痛、血淚之思噴涌而出，無暇修飾，而至情流為至文，“于噴薄處見雄肆，于嗚咽處見深懇”(錢基博《韓愈志·韓文籀討集》)。

廳壁記為唐代興起的實用文體，主要“敘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五)，容易陷入褒揚俗套，枯燥乏味。韓愈卻能寫出《藍田縣丞廳壁記》這樣別有意味的文學散文。傳神的文字充分展現了韓愈對細節的捕捉和描繪能力，戲謔而充滿憐才之意的結尾為文章留下了悠遠而略帶苦澀的余韻。

柳宗元的書信、雜文佳作亦頗多，較之韓愈，抒情意味更濃，那是遭受大挫折之后不能自已的傷痛。貶永以后向人表白心跡的信件，常常滿懷悲愴與不平。《寄許京兆孟容書》寫蠻夷之地難以婚娶、子嗣斷絕，寫父母墳墓荒涼、無人祭掃，寫故宅易主、田地荒穢。悲憤郁結，如聞嗚咽之聲，茅坤謂“直可與太史公《報任安書》相參，而氣則嗚咽蕭颯矣”(《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

柳宗元集中“對”、“問答”、“說”諸類文章，多數相當于今天的雜文，形態各異，而主要是借題發揮，抒發心中的悲憤。《愚溪詩序》扣著一“愚”字，生出種種變化。實是借愚溪映照自己，道出心中的不滿和無奈。《愚溪對》以溪神詰難、自己辯解的問答方式，抒發不平與悲哀。一些直接批判社會的作品，感情同樣深沉而強烈。《捕蛇者說》意思全在孔子“苛政猛于虎”一語，然而“前后起伏抑揚，含無限悲傷凄婉之態”(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九)。《罵尸蟲文》《斬曲幾文》《宥蝮蛇文》等形式為騷體，內容則為雜文。罵小人痛快淋漓，辭鋒犀利。柳宗元和韓愈一起將雜文這種創立于早期古文家之手的散文體式推向了成熟。

柳宗元祭文中的佳構同樣有深沉的身世之感，《祭呂衡州溫文》喪友之痛不能自抑。呂溫為一同被貶之人，物傷其類，柳宗元既哭呂溫，又哭自己，哭他們為之付出慘重代價的事業。文章悲痛之中有不平，纏綿之中見凌厲。

韓、柳二人還進行了以古文寫小說的嘗試。韓愈《毛穎傳》為毛筆作傳，以“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的毛穎影射官員處境，純是小說筆法。文章刻意效《史記》為紀傳體，文末亦有“太史公曰”。形式上的一本正經與內容上的荒誕相映成趣，而滑稽荒誕的內容又映射了某種真實，更顯詼諧。韓愈想象奇特，才氣縱橫，使柳宗元讀此文而感覺“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欣賞不已。這類游戲之文實際上文學化程度很高。《石鼎聯句詩序》也是弄神通大作怪。文章摹擬傳奇小說筆法，情節生動，趣味盎然，是韓愈運傳奇入古文的成功嘗試^①。柳宗元也有《李赤傳》《河間傳》這種類似于小說的文章，但趣味性不如韓愈之作，影響也沒有《毛穎傳》大。當面目全新的《毛穎傳》遭到時人非議時，柳宗元對此文的新穎性給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表明他對這種嘗試的肯定。

文體上的貢獻是韓、柳奉獻于唐代古文和后世散文的一個重要方面。在贈序、墓志、山水游記、寓言、傳記等諸多體類中，有的是傳統文體，有的是唐代新興文體，經過韓、柳的發揚，它們無不生機盎然。對于如墓志這一類的傳統文體，對它們的改造絕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變駢為散，而是從內容到表達方式的全面變革。對于贈序、山水游記以及雜文這一類新興文體，韓、柳以自己的創作實績顯示了對它們的創造性建設。隨著散文體類的豐富，散文的表達能力和藝術魅力也益發彰顯，這是散文成熟的標志。

注釋

① 參見朱迎平《唐代古文家開拓散文體裁的貢獻》,《文學遺產》1990年第1期。② 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茅坤即謂:“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墓志。予獨以韓公墓志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敘事法,故于風神處或少遒逸。① 梅家玲《唐代贈序初探》(《國立編譯館館刊》1984年13卷1期)認為,贈序的興衰及寫作方式的變化與古文運動息息相關。中唐時古文技巧全面成熟,贈序也隨之興盛,并且內容繁富,技巧多樣。② 蘇軾《跋退之送李愿序》云:“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執筆則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③ 參見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四冊第47頁。④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之《韓文贈送序研究法》,龍門書店1969年版。① 關于柳宗元和他筆下山水的關系,日本學者清水茂認為:“柳宗元的山水記,記錄了他為發現、認識被遺棄的土地之美的不懈努力。”“并且,由于柳宗元自己也是被遺棄的人,所以這種文學也是他的生活體驗的反映,是一種強烈的抗議。”見《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收于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中華書局2003年版。美國學者司馬德琳認為,柳宗元在精神上將他周圍的山水“殖民化”了,“山水幫助他獲取暫時的心理平衡和靈魂超越。而在詩文中重視并再造一個和諧親近優美的環境就成為他抵御外物的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因為除此之外,周圍的一切對于他都是陌生、異質的存在,無論在象征還是在真實的意義上,他都感覺著隔絕和禁錮”。因此,“他需要一個使靈魂得以歇息,使他可以暫時忘卻一切的‘殖民地””。見《貶謫文學與韓柳的山水之作》,《文學遺產》1994年第4期。② 孫梅認為“永州八記”“自選學中來也”(《四六叢話》卷二一)。錢穆則認為柳宗元是運詩入文,“柳公固精于詩,若是僅沿舊轍,則當為謝康爾。而柳公變體為散文,于是遂別開新面”(《雜論唐代古文運動》)。① 關于柳宗元的審美情趣,參見尚永亮 《冷峭——柳宗元審美情趣和悲劇生命的結晶》,《江漢論壇》1990年第9期。② 參見曹虹《謝靈運〈山居賦〉自注與柳宗元山水游記》,《江海學刊》1989年第6期。① 唐代在柳宗元之前也有文體意義上的寓言,如李華的《鶚執狐記》,但還只是偶一為之,缺乏文體的自覺。柳宗元的寓言文有兩種,一種仍是說理的手法,托物寄意,抒己郁積,如《罵尸蟲文》《宥蝮蛇文》等,體類上可歸入雜文;一種則是可獨立成為文體的動物寓言。② 參見陳幼石《韓柳歐蘇古文論》第65—72頁。① 關于古文家韓愈與唐代小說的關系,因這一問題還關涉到古文運動與唐傳奇的關系,故學界理解不乏爭議。大要有三類見解,一是強調古文運動對傳奇的影響,如鄭振鐸認為:“傳奇文是古文運動的一支附庸,由附庸而蔚成大國。”(《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29章)一是重視傳奇對古文運動的作用,如陳寅恪認為:“古文之興起,乃其時古文家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之所致。”(《長恨歌箋證》) 一是認為古文運動的興起與唐傳奇的興盛不存在密切的關系,如王運熙既不同意鄭振鐸的“別支”說,又批駁“韓愈想以試作小說來興起古文運動”(《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系》,載《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