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的內(nèi)容·魏晉南北朝小說·志怪小說

所謂志怪，就是記載奇聞怪事。這類文字，早在先秦兩漢時代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譬如《山海經(jīng)》《神異記》《十洲記》《神仙傳》等就是這類著作。但在當(dāng)時，這還只是少數(shù)人的創(chuàng)作，并沒有形成規(guī)模，影響也有限。魏晉六朝以后，這類著作陡然增加，四百年間，大約產(chǎn)生了數(shù)十部作品，且內(nèi)容豐富，卷帙浩繁。其作者往往多是飽學(xué)之士，因而質(zhì)量也較之前代有明顯的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宗教意識的盛行，清談之風(fēng)的推動，文人著述意識的強化，所有這些都對志怪小說的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進步產(chǎn)生重要影響。

志怪小說盛行于魏晉六朝，必然對當(dāng)時的社會生活有所反映。這個社會的顯著特征就是分裂混亂的狀態(tài)持續(xù)不斷。因此，百姓流離、千里絕煙的現(xiàn)象在當(dāng)時的志怪小說如《幽明錄》《冤魂志》中就有所反映。譬如《幽明錄》“樂安縣”條稱：“樂安縣故市經(jīng)荒亂，人民餓死，枯骸填地。每至天陰將雨，輒聞吟嘯呻嘆，聲聒于耳。”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達官顯貴，醉生夢死，橫征暴斂，乃至草菅人命等，如《拾遺記》“翔鳳”條記載石崇生活的奢靡等就是顯例。《列異傳》中的“望夫石”故事更是為大家所熟知：“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望夫石，各地均有類似的傳說：過去有一位婦人，思念從役在外的丈夫，佇立眺望，日久化為石，人們便稱此石為望夫石。不過，從現(xiàn)存較早的文獻來看，這篇記載應(yīng)當(dāng)是較早的一種。據(jù)《初學(xué)記》卷五引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亦載此事，背景也在武昌：“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相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為立石。”可見早期望夫石在武昌。但是后來又與孟姜女聯(lián)系起來，如遼寧興城市西南望夫山上的望夫石，就相傳是孟姜女望夫所化。這個歷史傳說后來幾乎家喻戶曉，并被歷來的文學(xué)家作為熟典寫進文學(xué)作品中。一介平民百姓，在離亂的時代，對自己的命運完全沒有能力把握，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此外，《搜神記》中的“韓憑夫婦”也是這類故事。1979年在敦煌西北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里發(fā)現(xiàn)的漢簡，是目前所知最早記錄的文本：“書，而召韓朋問之。韓朋對曰：臣取婦二日三夜，去之來游，三年不歸。”到了《搜神記》中，這個故事增加到300字，大意說：宋康王之臣韓朋妻美，王奪朋妻，并罰朋為刑徒。朋妻密遺朋書，朋得書自殺。朋妻與宋王登臺，自投臺下而死，遺書愿與朋合葬。王不聽，分埋之，二冢相望。其上一夜間各生一樹，旬日大盈抱，彼此根交枝錯，又有鴛鴦一對恒棲樹上，交頸悲鳴。敦煌本《韓朋賦》長達2000字左右。前半部分的大意是：韓朋少年喪父，獨養(yǎng)老母，因?qū)⑦h仕，娶賢妻奉母，夫妻情投意合。朋婚后不久即遠仕于宋，長期不歸，其妻念之，致書于朋。朋得書心悲，意欲歸家而無因由，懷書不謹，遺失殿前。宋王得書，甚愛其言，遣其臣梁伯馳往朋家，取朋妻入宮。這些情節(jié)都不見于《搜神記》。賦的后半部分，主要情節(jié)與《搜神記》大體相合，但敘事較繁，在細節(jié)上頗有出入。這些故事所描寫的時代背景都早于魏晉六朝，但實際反映的黑暗政治則是一致的。此外，署名東陽無疑的《齊諧記》中的“薛道詢”描寫是人化為虎，復(fù)化為人的故事：

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年二十二。少來了了，忽得時行病，差后發(fā)狂，百治救不損。乃復(fù)病，狂走，猶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復(fù)數(shù)。有一女子，樹下采桑，虎往取之食。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間;后還作人，皆知取之。經(jīng)一年還家，為人。遂出都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詢自云：“吾昔常得病發(fā)狂，遂化作虎，啖人一年。”中兼便敘其處所并人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號哭，捉以付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作者為什么要這樣描寫?這是閱讀本篇后首先想到的問題。儒家經(jīng)典《禮記·檀弓下》有一則“苛政猛于虎”的著名故事：“孔子過泰山側(cè)。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這則故事與本篇有無相通之處?薛道詢發(fā)病狂走，最后變?yōu)榛ⅲ笆橙瞬豢蓮?fù)數(shù)”，這本身已經(jīng)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當(dāng)然作為志怪，就是記載各種傳聞異說，記載這類異事，也無所謂。問題就在后半部分。這位薛道詢后來又回變?yōu)槿恕６疫€出都做官，“為殿中令史”。吃人的虎成為官府的官吏，這里將官與虎視為二而一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它與孔子所說的“苛政猛于虎”不是有某種相通之處嗎?佛教“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六道輪回，善惡報應(yīng)”。我們讀同時代的《述異記》，其中有一則“太守化虎”條：“漢宣城太守封邵，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 ’因去，不復(fù)來。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另外，《神仙傳·欒巴》《玄怪錄·張逢》以及《聊齋志異》中的《向杲》《趙城虎》等均有人化虎的描寫。由此知道，在志怪小說中，這類官虎一體的故事并非僅見于《齊諧記》，說明將官視為與虎同道的想法，并非偶然一見。只是著眼點不同，因而各有其特點和價值。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群眾當(dāng)然不會任人宰割，因此，農(nóng)民的逃亡和不斷的反抗就成了當(dāng)時志怪小說經(jīng)常反映的另一個重要內(nèi)容。最典型的故事莫過于《搜神記》中的《三王墓》，敘述楚國巧匠干將莫邪為楚王鑄劍，反被楚王殺害，其子長大后為父報仇的故事：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dāng)產(chǎn)，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

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仇。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于是尸乃仆。

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dāng)于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愿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fù)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這篇志怪小說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時，還有許多作品，表現(xiàn)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譬如《搜神后記》等書記載的“桃花源”之類的傳說，顯然包含著理想的成分。此外，張華《博物志》“八月浮槎”的故事也令人神往：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查上，多赍糧，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余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后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這是一篇異常美麗的神話傳說，反映了古代中國人民渴望了解自然奧秘的強烈愿望。關(guān)于浮槎至天河的幻想，在同時稍后的王嘉《拾遺記》中亦有記載，但是沒有牛郎織女的神話故事，就大為遜色。關(guān)于牛郎織女的故事，在漢代就被賦予了極為浪漫的神話色彩，我們看《古詩十九首》《四民月令》及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義》等書中均有或詳或略的記載和描述。但是，漢代的記述多還沒有超出想象的范圍，而這篇則將這種想象給以看似真實的描繪：“有人”居海上多年，忽發(fā)奇想，愿乘浮槎至天河，十余日的路程，他到了天界，這里沒有晝夜的區(qū)分;再走十余日的路程，便到了仙境;而這種天上仙境，其實仍不過是人們對于美好理想的一種幻想而已，因為這里的人們過著男耕女織的平靜的生活，這與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記》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者，一是在地上，一是在天上。關(guān)于浮槎，《拾遺記》中描述了一種巨查與之類似：“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fù)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掛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復(fù)記其出沒。游海之人，猶傳其神仙也。”這個傳說反應(yīng)了古人企盼飛行宇宙的美妙幻想。這里，乘槎人未有姓氏，后來則將此篇中之無名氏敷衍成張騫。《太平御覽》卷八引劉義慶《集林》云：“昔有一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以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云：‘此織女支機石也。’”而同書卷五一引宗懔《荊楚歲時記》則徑云“張騫尋河源”。所不同的是張騫問東方朔，而不是嚴君平。可見這個故事到了南朝以后已經(jīng)賦予了更豐富的內(nèi)容，而且成為詩人筆下常用的典故。

在志怪小說中，表現(xiàn)人民理想和愿望的作品，更多的是描寫婚姻和愛情故事。當(dāng)然，六朝志怪小說的愛情故事往往表現(xiàn)為人神、人鬼、人妖之戀，雖然出人意表，卻也寫得生動感人。如《孔氏志怪》“謝宗”故事：

會稽吏謝宗赴假吳中，獨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來入船。問宗：“有佳絲否?欲市之。”宗因與戲，女漸相容。留在船宿歡宴，既曉，因求宗寄載，宗便許之。自爾船人恒夕但聞言笑兼芬馥氣。至一年，往來同宿;密伺之，不見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得二物，并小如拳。以火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shù)日方悟，自說：“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既為龜，送之于江。

我們知道，描寫人神戀愛，是六朝小說以及樂府詩最常見的題材之一。這篇志怪不脫傳統(tǒng)的窠臼：神女表達愛情，情思蘊藉，而謝宗又為情種，兩情相依，其樂融融。較有新意的是故事的后半段。當(dāng)謝宗知道神女是烏龜精后，既不記恨，也不懊悔，而是“悲思數(shù)日，方悟”，最后又“送之江中”，表示憐惜與多情，余味深長，令人回味不已。此外，《列異記》“談生”故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jīng)》，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之言：“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為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后，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骷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fù)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fā)墓。”乃取考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fā)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fù)賜遺衣，以為主婿。表其兒以為侍中。

這是一篇人鬼相戀的故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樣的故事多見于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而產(chǎn)生于魏晉時期的《列異記·談生》可以說是這類故事的鼻祖。這篇志怪的特異之處，更在于兩情相依之后發(fā)生的波瀾起伏的故事情節(jié)，可謂一波三折，引人入勝。首先，這位神女一開始就非常坦率地告訴談生：她與人不同，千萬不要用火相照，三年以后才可以。這就為下文作了伏筆。談生堅持了兩年多，終究沒有忍住自己的好奇心，半夜用火照視，結(jié)果使他大吃一驚：她的上半身已經(jīng)長肉，而腰下竟然還是骷骨。原來，她是一位死魂靈重返人間，只要三年的夫婦生活，就可以重新做人。但是，這一切，由于談生的好奇，都成為泡影。這是全篇的第一個層次，是情節(jié)的展開，懸念非但沒有解決，又生出許多疑點。由此又引出第二層次。他們生下的小孩如何處理?便又構(gòu)成新的懸念。這位死魂靈知道自己將與談生永遠離別，但是，顧念兒子的前程，領(lǐng)著談生來到一座華麗的房間，特別拿出了一件珠袍相贈。臨別之際，又裂取談生衣裾作為信物。這里又埋下伏筆。相贈的珠袍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裂取談生衣裾又有何用意?這是作者埋下的第三重懸念。談生與死魂靈相戀已經(jīng)成為過去，回到了現(xiàn)實生活中來。由于生活所迫，將珠袍賣掉。偏偏這珠袍又被王家買來，而且，偏偏王認識這件珠袍，是亡女所披，從而引出了談生與亡女的一段生死之戀的故事。盡管談生如實稟告，王依然不信，只能開冢查視。果然棺材下壓著談生的衣裾，從而將上述懸念一一釋解。故事的結(jié)局是圓滿的：王將亡女的珠袍還給談生，召為主婿;又上表朝廷，賜談生與亡女的兒子為侍中。

作為“釋氏輔教之書”，魏晉六朝志怪小說通過各種故事宣揚宗教信仰。譬如荀氏《靈鬼志》中的“外國道人”故事雜取《舊雜譬喻經(jīng)》“梵志吐壺”，說，某國太子見母親被俘，棄國而去，入山見梵志作術(shù)吐一壺，壺中有女人，梵志遂臥，女人復(fù)作術(shù)吐一壺，壺中有少年男子，與女共臥，已而女便囤壺，梵志起，復(fù)內(nèi)婦于壺中吞之，作杖而去。這個梵志顯然是外國道人的原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于有意或無意中用之。”即指此。據(jù)《出三藏記集》等書目記載，《舊雜譬喻經(jīng)》是三國時的康僧會所譯。康僧會西域康居國人，公元247年至建業(yè)(今南京)晉見吳主孫權(quán)，得到禮遇，康僧會開始在江南翻譯佛經(jīng)，佛法由此開始傳到吳地。康僧會于西晉初年圓寂。由此可見，這個故事至少在西晉初年已在中土流傳。《舊雜譬喻經(jīng)》“梵志吐壺”故事以太子為主，藉梵志吐壺說明女人不可信。到了這篇作品中，荀氏在兩個方面作改動：第一，將故事背景改在晉武帝太元十二年，年代確鑿，給人以真實之感;第二，將主角改為外國道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一段將這位外國道人中國化，成為儒家中的“道人”，行為標準以“仁義”為本。當(dāng)然，由于是借鑒佛經(jīng)故事，所以在敘述過程中尚未完全擺脫原典的痕跡，出現(xiàn)矛盾現(xiàn)象。譬如前半段是自述的口吻，后來又變成第三人稱敘述，前后頗不一致。而到了梁代吳均《續(xù)齊諧記》中記述“陽羨書生”故事又本于荀氏故事，但是，它已經(jīng)完全中國化了。段成式《酉陽雜俎續(xù)集》卷四中說：“釋氏《譬喻經(jīng)》云：昔梵志作術(shù)，吐出一壺。中有女子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fù)作術(shù)，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fù)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為至怪也。”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說“陽羨鵝籠，幻中出幻”。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又說，道人入擔(dān)中不覺其小，又本于《觀佛三昧海經(jīng)》卷一所記的佛白毫毛內(nèi)有百億光，其中現(xiàn)化菩薩“菩薩不小，毛亦不大”。從這些記述中不難看到，漢魏六朝時期的志怪小說，的確受到佛教文化的重大影響。雖然這已是老生常談，卻也值得在此重提。

這類受到佛教文化重大影響的作品，更多的是宣傳因果報應(yīng)思想。這類作品尤以王琰《冥祥記》為代表。在現(xiàn)實生活中，善惡隨處可見。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便產(chǎn)生了宗教與道德的說教。在常人看來，行善則心安體適，本身就是一種報償;行惡則意亂心煩，本身就是一種懲罰。但是宗教并不這樣看。宗教的目的在于精神上的確認，維護絕對的真、善、美，并作為一種模式或理想將人引向另一種世界。《冥祥記》中的《趙泰》這篇小說宣傳的就是這樣一種理念。這是一篇描寫地獄的小說，寫得異常恐怖，讀畢令人毛骨悚然。不管你信不信佛教，讀了這樣一篇東西，便不得不停下來想一想其中的道理。這就是文學(xué)作品的傳經(jīng)布道的潛在作用。這篇作品以倒敘的手法敘述了趙泰游歷地獄的全過程，重點描寫他在地獄的所聞所見。作者將人間的官署搬到地獄，開始就描寫趙泰初入地獄時經(jīng)過第一關(guān)，即簡視名策，根據(jù)你在人間的善惡表現(xiàn)發(fā)配到不同的部門。在這里任何作假都將受到更嚴厲的懲治，因為地獄專有六部史在人間記錄所有人的善惡表現(xiàn)，誰也逃脫不掉的。好在趙泰“精思典籍，有譽鄉(xiāng)里。當(dāng)晚乃膺仕，終于中散大夫”。不曾犯惡，所以被分配“為水官監(jiān)作使，將二千余人，運沙裨岸”。“后轉(zhuǎn)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地獄”。這讓趙泰有機會對于地獄作全面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在這里，他見到諸獄中的各種苦刑：“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發(fā)，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后催促。鐵床銅柱，燒之洞然;驅(qū)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fù)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墮，隨沸翻轉(zhuǎn)。有鬼持叉，倚于其側(cè)。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dāng)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為之。人眾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在如此恐怖的地獄中，趙泰竟見到祖父母及二弟，也在此獄受煎熬，這給趙泰以強烈的震撼。至此，作者筆鋒一轉(zhuǎn)，將趙泰引到另一令人無限欣慰的境地：“言有三人，其家為其于塔寺中懸幡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就是說，你的家人為你懸幡燒香，就可以不入地獄，而進入福舍。那么，這“福舍”是什么樣呢?作者神情嚴厲地告訴讀者，要想達到“福舍”還必須經(jīng)過兩道關(guān)口：第一道關(guān)是到百里城，經(jīng)過“府君”的嚴格篩選。“開經(jīng)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第二道關(guān)口是到“‘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dāng)于此城，更受變報”。先說這百里城：“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床。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眾。”而趙泰與府君的對話，更使處在恐怖中的讀者對于佛經(jīng)產(chǎn)生莫大的敬畏之心。因為到這里的人有“百萬九千人”，但是，由于誦經(jīng)不力，依然有許多人即使回到人間，還是要變牛變馬，忍受人間的各種苦役。隨著趙泰那雙恐懼的眼光，讀者來到“受變形城：有數(shù)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dāng)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dāng)作豬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鶴鶩獐麋，兩舌者作梟鵂鹠;賴債者為驢騾牛馬。”這里是準備回到人間的罪人，曾殺人者要化作螞蟻之類的昆蟲，朝生暮死;曾盜竊者要化作豬羊，任人宰割;曾淫亂者要化作鶴鶩獐麋，兩舌者化作梟鵂鹠;曾賴債不還者要化作驢騾牛馬，自然要為人勞作吃苦。作者這樣描寫，就是要提醒大眾，積惡之家必有余殃;積善之家，也不能完全有“余慶”，還必須懸幡燒香，同時還必須誦經(jīng)修志，才可以免受謫罰。作者通過趙泰的幡然醒悟，回到人間“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眾，大設(shè)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的行為，宣揚了佛教的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理念。作為一篇宣傳佛教思想的作品，我們認為它是比較成功的作品。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它在藝術(shù)上確有其獨到之處。首先，它的藝術(shù)構(gòu)思比較嚴密，首尾照應(yīng)。中間的情節(jié)安排，絲絲入扣，層層深入。其次，描寫細微動人，具有強烈的觀感效果。特別是描寫地獄中受到磨難的眾生相，栩栩如生。作者在這里運用了強烈的對比手法，不厭其詳，不厭其煩，不厭其細，收到特殊的藝術(shù)效果。《聊齋志異》中的《席方平》與此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聊齋志異》中記述席方平在地獄不畏酷刑，據(jù)理力爭，顯示出強烈的獨立意識;而這篇作品完全相反。由此可見，同樣的題材，由于立場的不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處理，自然也會有完全不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