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地域文化·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交匯背景上的文學新變

就中國大陸地理特征看，黃河——長江流域至華南，在處于北半球的亞熱帶和暖濕帶濕潤、半濕潤地區，由于能夠為農作物的生長提供足夠的熱量和水分，因而先后發展為農耕、半農耕地區，即農耕文化區;但在北部的暖溫帶的干旱、半干旱地區，由于水分不足而不利于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遼闊的大草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游牧文化區。大體上可以將自東而西綿延的興安嶺、燕山、陰山、祁連山、昆侖山一線作為兩大文化區的地理分界。由于游牧民族需要從農耕地區獲得糧食、衣著等生活必需品，除了正常的貿易外，游牧者總是不顧一切地向農耕世界沖擊。周秦以來，北方游牧民族對內地農業區的侵擾從未間斷過，10世紀至13世紀形成了我國歷史上游牧民族向中原發動的最為猛烈的新一輪沖擊浪潮。遼金元三朝正是這一浪潮中游牧民族軍事勝利的產物。

這種沖擊雖然是殘酷的，但客觀上卻促進了兩大文明系統的交流與融合。以暴力沖擊取勝而進入中原農耕地區并在那里定居下來的游牧部族，盡管總是極力想保持其草原文化的優勢，但最終很難抵擋和抗拒先進的農業文明的吸引力、誘惑力，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由游牧經濟轉變為農耕經濟。農耕世界的經濟和文化，終于使這些初期的征服者，變成了農業文明的被征服者。當這些游牧部族逐漸融入農耕世界之后，也就成為曾經被他們破壞過的農業文明繼續向前發展的動力。遼金元地域文化實質上是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與中原傳統的農耕文化的交匯與融合的產物。統治三朝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入主漢文化區，其草原游牧文化無疑給傳統的中原農耕文化以強烈沖擊，兩種文化在經過沖突、磨合之后進而走向融合。歷史上每當中原的正統文化在精密的建構中趨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時候，存在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邊緣文化就對其發起新的挑戰，注入一種為教條模式難以約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鮮思維，從而使整個文明在新的歷史臺階上實現新的重組和融合^①。遼金元文學正是發生在這樣一個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交匯與融合的背景之上，社會審美意識、文學觀念及其創作的內容、形式和風格也都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概括地講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質實剛健風格的形成 這一風格實質上體現了中原地區的漢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的草原文化相互融合的特質。清人張金吾在金文總集《金文最》序言中指出：“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瀆有其三，川岳炳靈，文學之士后先相望。惟時士大夫察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風教固殊，氣象亦異，故發為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上……后之人讀其遺文，考其體裁，而知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這里所言“雄深渾厚之氣”和“峻厲嚴肅之俗”同樣也是所轄疆域與金重合的遼、元二朝的地域文化特點。遼金元之前，中國社會的文化環境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經過長期積淀的中庸、和諧審美觀根深蒂固，至宋，由于國勢貧弱，外患頻仍和佑文抑武的政策等原因，其社會審美心理“靜弱而不雄強，向內收斂而不向外擴發，喜深微而不喜廣闊”^②。由此也導致了文學內斂、深微和柔婉等審美特征，宋詞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為典型。以豪放、粗獷為審美特征的富于攻擊性的游牧文化突入中原，中原文化結構原有的和諧與平衡被打破，原始的野性異質因子被注入，中原文化也由此被賦予了一種新的生命活力。一個顯著的結果是，文學風格北雄南秀的特點被進一步強化。與深婉秀雅的宋代文學相比，遼金元三朝文學在總體風格上以質實剛健而見稱，正如元好問《題中州集》詩所云：“鄴下曹劉氣盡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

(二)由雅而俗的審美情趣轉向 由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脈絡看，遼金元文學的審美傾向明顯地呈由雅轉俗的趨勢。這種轉向主要表現為各類俗文學創作的興盛。自周秦以來至宋，詩、詞、文、賦等“正統”文學樣式一直占據著文壇的統治地位，而到了遼金元時期，散曲、雜劇、小說等流行于民間的通俗文學開始走上了文壇的前臺，并成為主角，成就也最為突出，中國文學發展的軌跡由此而改變了方向。另一方面，作為文人案頭文學的雅文學樣式，在遼金元時期由于受到時代審美意識和俗文學發展的影響，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俗化跡象。這其中詞的變化引人注目，詞本起于民間，在宋代文人手里也漸變為雅體，但到了金元時它又出現了某種“返祖”現象，除了文人詞的類曲傾向外，在民間出現了大量的全真道教詞。在宋代之前中原文化觀念中，俗文化歷來是受抑制的，如宋時宮廷中關于太常雅樂和教坊俗樂的關系，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對此元人則認為：“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宋史》卷一四二，中華書局排印本)這種觀念的改變，實為草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沖擊的結果。重視感官享樂的草原游牧文化，在音樂歌曲的審美觀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綱常而厚風俗”的政教功能，而更注重“美聲聞而侈觀聽”的愉悅性和觀賞性(《元史》卷六七，中華書局排印本)，這種審美傾向勢必有力地推動作為大眾娛樂手段的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樣式的發展。蒙古統治者從尚武輕文和重利實用的民族文化傳統出發，立國后長期廢置科舉，即使恢復科舉時，仍取消“吟詩課賦”等內容，從而使雅文學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功能意義;同時統治者又從各個方面支持雜劇和散曲等通俗文藝的發展，從而造成了此時文學審美傾向上的雅俗轉向。從遼雜劇、金諸宮調到元曲等俗文學的興盛過程不難看出，在兩種文化的撞擊和融合中，草原文化通過社會的審美選擇和統治者的政策導向，最終顛覆了雅文學在中原文學結構中的主體地位。

(三)曲的產生與繁榮 遼金元文學進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過于曲體文學的產生與興盛了，它突出地反映了草原文化進入中原后兩種文化相交融而對文體遞嬗進程的積極作用。對于這一點，明人看得很清楚。徐渭在《南詞敘錄》中云：“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音，壯偉狠戾，武夫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為民間之日用。宋詞既不可被弦管，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風靡，淺俗可嗤。”此語雖不無大漢族主義情緒，但其所謂“殺伐之音，壯偉狠戾，武夫馬上之歌”的說法，卻是從藝術淵源和風格的角度，明確提出草原文化對曲的深刻影響。他又說：“中原自金、元二虜猾亂之后，胡曲盛行……”所謂“胡曲”即北方游牧民族的曲調。元曲音樂是以唐宋以來的傳統民族音樂為基礎，融合北方各民族民間歌舞伎藝的音樂而形成的，其中“胡曲”的影響十分突出。王世貞《曲藻》指出：“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又說：“詞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所謂“媚之”和“快北耳”都是在指出：曲的產生實為文藝對北方游牧文化審美價值的認同和接受。此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出于對于音樂的好尚，而對北方諸民族音樂文化采取的保護和支持措施也是曲文學得以繁盛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元代，統治者基于其文化價值信仰在意識形態方面采取相對寬容的政策，多種宗教并行，多元文化共存，這無疑給曲的發展提供了較為寬松的創作空間。文化沖突在元代社會較遼金更為劇烈，許多中原文化固有的制度和價值觀受到草原文化的沖擊和摧毀，如科舉制度的長期廢置導致儒士沉淪于市民社會，側身于散曲和雜劇的創作隊伍，客觀上對于元曲成為有元一代之文學，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四)敘事文體的興盛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古代的抒情文學一直十分發達，構成了中國文學的主要體裁類型。至遼金元時期，伴隨著文學通俗化的進程，敘事文體的創作迅速崛起和發展起來。雜劇和話本小說的創作一片繁榮，長篇章回小說也嶄露頭角。敘事文體逐漸取得了與抒情詩同樣重要的地位而成為文學創作的重鎮。抒情詩之所以在中國長盛不衰，與其所賴以生發的農耕文化環境和文化精神分不開。華夏民族在四季分明的北溫帶大陸性氣候和豐饒的黃河水源的基礎上創造了中原農業文明。他們遵循著春播秋收的自然規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自給自足，由此形成了內向、謙和、持中、求穩、講究精微的民族性格和對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以唐代近體詩為代表的古代抒情詩體以其精微和諧的形式，優美典雅的語言，以及情景交融的意境，在藝術世界里構筑了農耕社會里中國人文化精神的寶塔。顯然，波瀾起伏、大刀闊斧的長篇敘事文學很難在這個文化框架里有騰挪翻滾的余地。而生成于廣袤草原的游牧文化則不同。與生俱來的野性和粗獷使其民族文學首先發展起來的是《蒙古秘史》這樣的敘事性的長篇神話史詩。這些作品，以其恢弘的氣勢和奇麗的境界，展示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人文生態。隨著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草原文化大氣豪壯的精神就像一股新鮮血液注入了傳統中原文化的肌體中，增加了創造的活力，游牧民族文學的敘事意識及其創作，也就成了漢語文學敘事體創作振興和繁盛的啟動杠桿和深厚基礎。抒情詩體屬于創作者與欣賞者尚未分離的文人自給性文學; 而金元時期發展起來的戲曲、小說等敘事文體則屬于創作者與欣賞者分離的社會消費性文學，所以這類敘事文體的發展必須以大眾文化消費市場的發達為前提。草原文化本身注重感性享樂的特性決定了統治者對娛樂業采取保護和扶持的態度，促進了當時勾欄瓦舍等娛樂市場的繁榮，娛樂性的戲曲、小說等敘事文體也由此獲得了強大的創作動力。

(五)反叛傳統的思想傾向 與基本上為儒家詩教所牢籠的前代文學相比，遼金元文學，特別是元代文學呈現為一種明顯的反傳統色彩。反傳統的思想傾向突出地表現在元曲作品中，首先表現在婚變性愛的描寫上突破了“發乎情，止乎禮義”等傳統觀念，毫無掩飾地表現年輕人對愛情的追求。如《西廂記》等作品，不但認為男女婚姻要以真摯愛情為基礎，而且大膽地肯定情欲和性愛的合理性。這類描寫能夠被社會所容忍和接受，應與在草原游牧文化沖擊下中原文化傳統道德觀出現松動有關系。肇興于朔漠草原的游牧文化，缺少中原文化中“男女大防”觀念和“貞節”意識。元朝統治者與傳統儒家文化視淫為大忌相異趣，似乎并不介意文藝作品“誨淫”與否，他們所關心的只是文藝與政權穩定的關系，這從大元律條中看得很清楚(《元史》卷一五○，中華書局排印本)。統治者的這種寬松，對于長期受到儒家道德壓抑的文壇，無疑是一種精神的解放。此外，元曲反傳統的思想傾向還表現在如下諸多方面： 以強烈的憤世嫉俗精神和無所忌諱的勇氣，對社會現實進行常常是冷嘲熱諷式的充滿“蒜酪味”的揭露和批判;看破紅塵，棄絕功名利祿，對隱逸避世理想的追求;對“治國平天下”等傳統觀念摒棄，對歷史上如屈原一類正面人物的嘲弄;為求“適意”，放浪形骸而“玩世”的處世態度，等等。實際上不僅元曲，在遼金元的詩、詞、文等正統文體中，這種反傳統傾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這種思想傾向出現在文學中，當然與當時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不滿情緒及反抗精神有關，但同樣也不可忽視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相交匯的背景。隨著蒙古鐵蹄的飛奔南下，富于進取精神和原始野性的草原游牧文化也進入了中原文化的領域。傳統社會文化僵硬軀殼被破壞，于是長期受到嚴格束縛，種種和封建社會主體理論離心的思想情緒也乘隙得以暫時抒放。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因此而處于一種失去原有重心和平衡的混沌狀態，并導致了整個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對傳統理性和政治現實懷疑、漠視、厭惡乃至反對的心理與情緒^①。在這種文化沖突中產生的文學，便很自然地出現一種強烈的反傳統的思想傾向。

注釋

① 參見楊義《北方文學的宏觀價值與基本功能》,見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② 繆鉞《論宋詩》,載《詩詞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① 參見馮天瑜《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