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學術文化·清代文學與學術文化的流派性

流派的多少、特征、構成(或命名)方式及其興替影響，是衡量一個時代的文學和學術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清代文學與學術文化“集大成”的標志之一就在于流派性。這種流派性首先表現為數量繁多，特征鮮明，持續影響時間長。

就學術流派而言，有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好博而尊聞”，其特點在于“專”，“專宗漢師遺說”;有以戴震為領袖的皖派(或稱“徽學”)，“綜形名，任裁斷”，其特點在于“精”，精于名物度數^②;有由黃宗羲所開創，萬斯大、萬斯同兄弟所繼承的浙東學派，注重史學研究;有由莊存與所奠定而經劉逢祿、宋翔鳳所光大的常州學派，復興經世的今文學;有焦循、汪中帶動的揚州學派，承吳、皖二派以起，“由專精匯為通學”^③;此外還有湖湘學派、桂學派等等學派。這些學術流派的互相爭論切磋，極大地推動了清代學術的繁榮。

就文學流派而言，“清代也是誕育流派最多的時代”^①。在詩歌方面，僅清初江蘇地區就有以陳子龍為首腦的云間派、以錢謙益為領袖的虞山派，有以吳偉業為代表的婁東派，此外還有北方的河朔派、南方的嶺南派^②。在浙江地區有貫穿清初至清中葉的浙派。至于清后期詩壇更是詩派林立，汪辟疆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中就條分縷析了湖湘、閩贛、河北、江左、嶺南、西蜀等六大詩派^③。在詞方面，整個清代至少有云間、陽羨、浙西、常州四大流派^④。清詞超過宋詞的地方不少，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流派眾多^⑤。在散文方面，除了影響力巨大的桐城派，還有陽湖派、儀征派、魏晉派等諸多流派。駢文方面，有所謂五大派即博麗派、自然派、常州派、六朝派、宋四六派^⑥。在戲劇方面，雖然清代的總體成就不及元、明，但也形成了一個別樹一幟的藝術流派——蘇州派^⑦。清代小說，雖然沒有鮮明的流派，但也有帶流派性質的小說類別，如魯迅所概括的諷刺小說、俠義小說、公案小說、譴責小說等。

清代文學與學術文化的流派性的第二大特點，表現為地域性色彩非常濃厚。

本來在流派的構成或命名上，可以有多種因素發揮主導作用。以文學為例，如宗尚(明代的唐宋派)、領袖(唐代的元白派)、風格(宋代的婉約派)、文本(五代的花間派)、題材(唐代的邊塞派)、時代(唐代大歷派)、地域(明代的公安派)等等，都可以命名流派。就清代文學與學術的流派而言，雖然也有以領袖命名的，如顏(習齋)李(恕谷)學派^①，有以宗尚或風格命名的，如“性靈派”等，然而，在構成流派的多種因素中，領袖、宗尚和風格等傳統因素逐步淡化，而地域性則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從上述各種流派的評述中不難看出，絕大部分流派都是以地域來命名的。許多學者都注意到清代文學與學術流派的地域性特征。

一般說來，流派與地域的密切關聯是由于一地的風土人情天然地影響著作家的創作或學術研究，這是從《詩經》十五國風以來就有的傳統^②。不過，清代的文學與學術流派的地域性表現得如此突出，則有更廣泛的原因。清代流行的學術交流形式(友朋互訪，論學書札等)與傳播范圍，使同在一地的學者或作家互相影響，形成相同或相近的宗風，學者或作家之間的地域性聯系具有某種交往的優先性。另外，完善的家族共同體大力資助和扶持學術文化，學者們的學術生活根植于以家庭紐帶和地域性忠誠為前提的廣闊的社會結構中，文化資源集中用于家族在學術和政治上的發展，這些因素強化了學術流派形成的地域性^③。清代學術流派的地域性，確實有利于地區文化資源的調動與整合。有的學者關注 “以學派傳承網絡為基礎和行為依據的知識話語如何在近代調動乃至兌現其傳統的區域文化資源”的問題，做出了富有新意的探討^④。

某些流派的興盛，還與特定時代特定區域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有關。揚州學派的興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清代揚州是一個交通發達、商業繁榮、文化先進的都會，揚州學派的崛起以及揚州之學的匯通、融通，絕對與揚州地區社會生活的整體繁華分不開^①。不僅是揚州學派與揚州地區有緊密關系，而且，整個清代文學與學術的流派大都集中在江浙地區，也與江浙地區整體社會發展水平有關。江浙地區有些流派的崛起還有更深遠的歷史文化背景，如浙派詩，之所以形成于浙江而不是全國其他地方，是因為浙人出于相似的易代契機而對宋代有一種特殊的民族感情。“地域性的文化積淀與宋代遺留下來的人文景觀，應是浙人喜好宋詩的天然基礎”^②。對于清代文學與學術流派興替的社會文化環境的考察，涉及到現實或歷史的一些深層次因素。有些流派的興替與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消長不無關聯，如徽商就對皖派的學術繁盛產生過深遠的影響^③，湘學派的興起就與湘軍的崛起有某種關系。

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地域性在清代流派形成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這種作用更多地屬于外部原因。流派的形成還取決于一些內部因素，比如揚州學派的興起，除了區域經濟文化外部環境的發達，還與戴震長期留寓揚州有直接的內在關系。戴震把他的學術主張帶到揚州，深刻影響了揚州學派的幾位大學者，如戴氏弟子王念孫、戴氏同事任大椿以及一生推崇戴學的焦循等。“戴氏的哲學思想和治學道路，全為揚州諸儒所繼承而發展了，這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④。

在談到清代流派與地域之間的密切關系時，我們不能把地域僅僅限于作家或學者的籍貫與居住地。有些人的籍貫并不屬于某一地，但仍被劃入某一地域性的流派中。如皖派的主要成員都是隸屬于清代安徽徽州府籍的學者，但其空間涵蓋面也涉及江蘇金壇、揚州等地的學者^①。晚清“袁昶、范當世、沈曾植、陳曾壽四家者，皆不著籍閩贛，而其詩確與閩贛派沆瀣一氣，實大聲宏，并垂天壤”^②。有些人的籍貫雖然同屬一地，但不一定能列入以該地命名的流派中。如朱彝尊、毛奇齡、袁枚等，都是浙江人，他們與浙派詩人的宗風大相徑庭，不能算浙派中人。浙派以宗宋為基本特征，而朱、毛都堅持揚唐抑宋，袁則是全面批判浙派而影響很大的詩人。有人誤把朱作為浙派的創始人^③。另外，清代學派的內涵及界限，遠比人們力圖界定的范圍要模糊得多^④，這一點也是我們談論清代文學與學術流派地域性時應加以注意的問題。

在清代流派的地域性結構中，文學流派與學術流派之間還存在著互相依托、互相影響的多重關系。比如浙派就有一種獨特的形成機制，它與過去文學史上其他流派的自然形成或后人概括追封不同，“它是以浙東學派為依托逐步發展起來的，黃宗羲師門之維系，學派學風之傳承，是浙派形成的重要機制”^⑤。文學流派依托學術流派而發展起來，這是清代特有的現象，它說明清代學術的發達，學術流派對文學流派有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② 參見章太炎《檢論·清儒》,《章太炎全集》(三)第475頁;張舜徽《清儒學記》第378—379頁,齊魯書社1991年版。③ 張舜徽《清儒學記》第379頁,齊魯書社1991年版。① 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第1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又郭延禮概括近代詩“多流派、多宗尚、多風格”,也可用來概括整個清代文學。郭說見《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緒說》中關于近代文學的宏觀審視(第6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② 參見錢仲聯《三百年來江蘇的古典詩歌》,載《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齊魯書社1983年版。③ 參見《汪辟疆文集》第293—32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④ 參見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第六章第一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⑤ 參見錢仲聯《全清詞序》,載《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⑥ 參見段啟明、汪龍麟《清代文學研究》第215—216頁,第236頁,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⑦ 同上,第九章第二節。① 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載《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張舜徽《清儒學記》第90—91頁,齊魯書社1991年版。②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指出:“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風俗因是而成,聲音本之而異,則隨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淵源于既往,昭軌轍于方來,庶無尤焉。況正變十五,已肇國風。”參見《汪辟疆文集》第292—2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參見劉筱紅《張舜徽與清代學術史研究》第126—127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艾爾曼《再說考據學》,《讀書》1997年第2期。④ 參見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后記》,三聯書店1997年版。① 參見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第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劉筱紅《張舜徽與清代學術史研究》第146—152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② 參見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第23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③ 參見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第2—4頁,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④ 張舜徽《清儒學記》第380—381頁,齊魯書社1991年版。① 參見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第141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②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見《汪辟疆文集》第30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參見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第34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④ 參見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第3頁,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⑤ 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第29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