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哲學·先秦散文與哲學

《詩》《騷》之外，先秦散文中的《易》《書》《春秋》《左傳》等都跟哲學有很深的相通之處。《周易》包含的那種“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易經·系辭上傳》)的觀念無疑是一種深刻的哲思。《尚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繄物”^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召誥》)以及“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等說法^②，都是以天命的外殼包含著對歷史與現實的哲理反思。至于《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董仲舒之言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③要之，它是一部分儒家哲學理念的集中凸顯。

具體到《左傳》，我們不妨多說一點兒。首先，《左傳》高度關注可以規范個人行為、人際關系以及社群秩序的主題，諸如“德”、“禮”、“仁”、“義”等，它最推重的則是“禮”。《左傳》行文常有敘、議兩層。議論或出自所記人物之口，或托為“君子曰”云云;其內容是對人物行為、人際關系或社群關系的肯定或否定，主要標準就是禮。譬如莊公三十一年云：“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這段文字據禮褒貶，主要涉及齊侯的個人行為以及天子與諸侯之間、諸侯與諸侯之間、中原諸侯與夷狄少數民族之間的社群秩序。僖公二十二年云：“丙子晨，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按當時楚子伐宋以救鄭，過鄭)。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逾閾，戎事不邇女器。”’這段文字據禮褒貶，主要涉及諸侯婦人的行為及其相關的兄妹、姐弟關系。這種材料在《左傳》中俯拾即是，足可說明它的宗旨是把現實生活中的個體行為、人際關系以及社會秩序，納入到以禮為核心的政教倫理規范中。其次，《左傳》繼承了《尚書》《詩經》既張揚天命又重視德行、人民的傳統觀念，所謂“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左傳·莊公十四年》)，所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神所馮依，將在德矣”(《左傳·僖公五年》)，所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傳·桓公六年》)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證。這種觀念為《左傳》在前一個層面上的現實關懷，提供了具有終極意義的保證。

一言以蔽之，《易》《書》《春秋》《左傳》等典籍，都體現出一種深邃的關于生存的哲學，跟儒家哲學有深刻的淵源關系。它們跟《詩》《騷》一起，說明先秦文學在某些根本層面上跟哲學深深地相契，而且哲學性的追求往往是它的最高目的。

現在我們考察一下先秦散文中的另外一塊，即諸子。從哲學這門學科在中國成立的時候起，人們就往往毫不猶豫地將這一塊歸于哲學。但先秦諸子并沒有離棄極為豐厚、深沉的主體感覺、心志以及情感體驗，沒有放棄對語言藝術的汲汲追求。

《老子》第11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凸顯了《老子》慣常使用的從感性經驗中提煉哲理，以直覺具象來表達哲理的特征。《老子》第20章：“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凸顯了老子含蘊不盡的孤獨、憂悶情懷。《論語·學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凸顯了《論語》所載語錄那飛動、活潑的情緒。《論語·子罕》：“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凸顯了由生命直覺所洞察的人生智慧。凡此之類，不管是見于《老子》《論語》者，還是見于《墨》《孟》《荀》《莊》《韓》等子書者，以現代文學觀念審視，也都毫無疑問閃耀著文學的光輝。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曾記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先秦諸子對語言藝術的自覺追求何嘗不屬于文學。《墨》《孟》《莊》《韓》等書豐富多彩又各具特色的寓言，《論語》《老子》《荀子》等書林林總總賞心悅目的比喻，還有各書中俯拾即是的排比等，舉凡一切用富有審美意味的語言手段來傳達情志的追求，都可以被視為文學追求。在這一方面，莊子用寓言為自己的人生哲思提供一種極具審美意味的表現形式，是最有典型意義的例子。他常把寓言形象放置在某種極端情境中，比如《德充符》說哀駘它之丑，使天下為之驚駭，但其“全德”之魅力，使“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使“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這一寓言，離奇詭譎地展示了“德有所長”的重要性。莊子寓言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寓言形象大都包含鮮明的二元對立要素。《逍遙游》中的大瓠、樗木以及《人間世》中的曲轅櫟樹、商丘大木等所包含的對立要素，是“無用”與“無用之用”(亦即所謂“大用”);《德充符》中的兀者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惡人哀駘它、跂支離無唇、甕盎大癭等所包含的對立因素，是內在的全德與外在的殘形。莊子熱衷于用這種二元對立出人意表地傳達自己對現實人生的思索，善于從世俗價值的絕境中開出柳暗花明的新境界，“無路可走，卒歸于有路可走”(劉熙載《藝概·文概》)。這有力地說明了莊子對藝術語言的自覺追求。這種追求正是文學作品一種非常重要的質素^①。

子書中引人入勝的故事、形象生動富于表現力的細節，比如《孟子·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韓非子·說林上》“子圉見孔子于商太宰”、《說林下》“知伯將伐仇由”、《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蝴蝶”等所表現的，都是最動人的文學質素。子書中還活躍著一大批帶有寫實意義的人物，比如《論語》中的孔子及孔門部分弟子、《孟子》 中的孟子、《莊子》 中的莊子、《墨子》中的墨子等，這些也都凸顯了諸子的文學追求。梁啟超指出：“蓋孔子人格之偉大，宜為含識之儔所公認;而《論語》則表現孔子人格惟一之良書也。”^①聞一多論莊子則說：“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關于他的軼事……雖不好坐實為莊子的信史，卻足以代表他的性情與思想;那起碼都算得畫家所謂‘得其神似’……每一事象征著莊子人格的一方面，綜合的看去，何嘗不儼然是一個活現的人物?”^②

而活躍于子書中的那一批虛構的形象，比如《莊子》中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大鵬(見《逍遙游》)，“頤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的支離疏(見《人間世》)，《韓非子》中食彘之三虱(見《說林下》)等，更加有力地表征著先秦諸子之文學脈搏的律動。聞一多認為：《莊子》“書中各種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離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極生動、極有個性的人物……文中之支離疏，畫中的達摩，是中國藝術里最特色的兩個產品……都代表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界;而文學中這種境界的開創者，則推莊子。誠然《易經》的‘載鬼一車’，《詩經》的‘牂羊墳首’，早已開創了一種荒誕丑惡的趣味，但沒有《莊子》用得多而且精。”^③

注釋

① 晉杜預注釋《左傳·僖公五年》以為這幾句話出自佚《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今《十三經注疏》本《尚書·蔡仲之命》有之;“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今《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君陳》有之;“民不易物,惟德繄物”今《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旅獒》作:“人不易物,惟德其物。”② 《左傳·襄公三十一》《孟子·萬章上》及《詩經·烝民》鄭箋所引《尚書·泰誓》佚文。③ 按,《春秋》當為孔子所作。這種備受近今學者懷疑的看法,漢代以前的學者本確信不疑。最早提出此說的典籍是《左氏春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春秋》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氏春秋·成公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其后《孟子·滕文公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以及《報任安書》等,均認同孔子作《春秋》的說法。李學勤認為,對此說“實在沒有否認的理由”;參見李學勤《綴古集》第2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① 參見孫以昭、常森《莊子散論》第131—133頁,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①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第5頁,清華周刊叢書社民國十四年。②③ 分別見聞一多《莊子》,《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277—278頁、第289頁,三聯書店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