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盛唐詩歌·詩美的極致

盛唐詩體現了詩美的極致，即天然壯麗與渾成中和之美。自然與和諧是古今中外對于美的最高標準的一致認識。中國詩人早就對天然美有了自覺的追求。自莊子提出“天機”這一概念以后，陸機《文賦》始用它來形容文思的俊麗，至蕭梁文人更提出“吐言天拔，出于自然”(蕭綱《與湘東王書》)、“委自天機”(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的詩歌創作理想。從此以后，天然便成為詩美的最高標準之一。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正是盛唐詩人共同的審美觀念。而從宋元到明清，人們在研究盛唐詩的反復爭論中，也逐漸把欣賞詩美的標準集中到“自然妙悟”這一概念上來。從嚴羽提出盛唐詩“唯在妙悟”，到王漁洋神韻說的成立，宗尚盛唐的一派對于盛唐詩的認識是一致的，這就是“人力不與，天致自成”(《詩鏡總論》)、“意到辭工，不假雕飾”(《四溟詩話》)、“氣象渾成，神韻軒舉”(《詩藪》)?？傊?，是天然渾成之美的極致。

盛唐派對盛唐詩的評價雖然伴隨著門戶之見，而且存在過分強調天籟、輕視功力的偏頗^①，但就強調自然這一點而言，確實把握了盛唐詩美的基本特征。如果對照盛唐的詩論，我們還可以看出： 盛唐詩人對于天然壯麗的追求是與中和之美聯系在一起的。張說最早為盛唐詩勾勒出他理想的風貌，即“奇情新拔”、“天然壯麗”、“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舊唐書·許景先傳》)。奇特的想象、新鮮的感受、豐美的辭藻、“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調”和“雄渾壯大的氣勢力量”(羅宗強《論盛唐文學思想》)，都被統一在中和的氣韻里。皎然更具體地論述了中和之美的表現：“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跡，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氣高而不怒，力勁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贍而不疏”(《詩式》)。盡管奇險、華麗、淺近、縱放、苦思、氣壯、力勁、才富、情濃都可以達到極致，但都不能因過正而另生弊端。這些論述似乎預見到詩歌在中唐以后趨向奇險怒張、思苦意露的問題，提出了如何把握分寸，使各種創作路數都能在各自的風格追求中保持中正和諧的問題。他還特別指出對于“天真自然”的理解也不能偏頗：“詩不假修飾，任其丑樸，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后，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詩式》)這就將不假思索的原始美和經過艱苦構思和鍛煉而達到的自然渾成之美區分開來了。把不思和苦思這一對看似矛盾的創作路向辯證地統一起來，是盛唐詩的自然美比民歌原始的自然美更高更深厚的根本原因。

盛唐詩之所以具有后代詩歌難以企及的天然壯麗之美，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與盛唐詩經過初唐以來的歷次詩歌革新，形成了自覺追求真淳樸素、自然無華的創作風氣，和積極進取、胸襟開闊、樂觀昂揚的精神面貌有關。這一點留待下文再談。其次，與這一時期詩歌創作對于興會的重視有關。興會即詩人對于外界事物有所感悟而產生的創作興致?！芭d”在《詩經》里作為一種表現手法，原本也是指詩人被外物觸發的興致，但經過經學家的解釋，興和比的內涵逐漸混淆。到謝靈運的山水詩產生之后，沈約明確指出“靈運興會標舉”(《宋書·謝靈運傳論》)，興的本義才被強調出來。而從齊梁到盛唐，興的含義其實更多地是指詩人們觀賞山水的興致以及因會心自然而產生的創作沖動，也就是《文鏡秘府論》所說的“江山滿懷，合而生興”。在開元詩人中，孟浩然最早在山水詩里強調“興”的生發^①，此后高適、李白、杜甫更明確地提出了“詩興”的說法^②。殷璠用“興象”這一概念融合了“興”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全部內涵，包含山水清興、情興以及比興等三方面的意義，準確地概括了盛唐詩歌的基本創作方法。由于這種興會捕捉了內心對外物的自然感悟，創作靈感來自“天機自流”，而不是來自經史典故等書面材料，因而能使詩歌顯示出明代詩論所贊美的“自然妙悟”的神韻。又由于這種“興”能用鮮明的形象和真樸的語言表現出來，因而常被人譽為“興象玲瓏”，具有“一種清水芙蓉之美”(羅宗強《論盛唐文學思想》)。

盛唐詩的天然美還與它和樂府民歌的密切聯系有關。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它明白清新的語言風格上。漢魏到晉宋之交，詩歌語言逐漸雅化，齊梁文人提倡學習民歌風謠明白易懂、輕快流利的語言，奠定了此后直到盛唐二百年間平易清新的語言風格。在盛唐興起的絕句和歌行由于其和樂府的天然聯系，一直保持著明白自然的語言風格，很多可以配樂歌唱。在歌行和絕句主導的盛唐詩壇上，樂府民歌的語調聲情廣泛地滲透到各種詩體中去。這是盛唐詩具有清新自然之美的基本原因。尤其要指出的是：盛唐詩沒有簡單地停留在模仿樂府的口語、風調和表現方式上，而是運用民歌的創作原理，將個人的感受、具體的情境結合于民族的普遍情感，比民歌更自覺地在人們日常的生活中提煉出人生的共同感受，使之達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將這種對于人之常情的高度概括通過最明白自然的語言表達出來，在百代之下猶能引起人們最廣泛的共鳴，是盛唐詩區別于其他時代詩歌的顯著特征，也是它的不朽魅力之所在^①。

盛唐詩具有中和之美，是因為它在性格和形式上都處于恰到好處的狀態：詩人們天真、富于幻想，卻不失對現實的冷靜觀察;熱情、爽朗、樂觀，卻又滿懷激憤和不平;廊廟和山林、江湖和邊塞、牧歌情調和英雄氣概被他們統一在一起，既積極進取、充滿自信，又能超然灑脫、從容進退;他們對時代雖有認真的思考，卻沒有深刻的理性思辨;對詩歌創作的方向雖有自覺的追求，卻沒有系統理論的約束。創作中一切的對立關系都可以包容，取得平衡：個性和共性、心與物、情與理、形與神、近與古、雅與俗，在前代和后代詩歌中都難免偏向一端，唯有盛唐詩能得其中。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盛唐詩處在中國詩歌發展中的特殊時段： 如果把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比做一條拋物線，那么盛唐詩就恰好處于它的中點：詩歌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題材、體制、語匯、表現藝術都已有豐富的積累，而律詩、絕句、歌行等主要的體裁又都是在齊梁到初唐才逐漸臻于完備，這就像孕育已久的花蕾，遇時必將盛開。恰在此時，中國的封建社會也發展到了它的全盛時期，為唐詩高潮的出現準備了理想的創作環境。因此盛唐詩是時代發展和詩歌發展的兩條拋物線的中點的匯合。盛唐詩歌的不可企及正與它所處的這種特殊時段有關。

注釋

① 參見葛曉音《從歷代詩話看唐詩研究與天分學力之爭》,收入《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① 參見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② 參見傅璇琮、李珍華《河岳英靈集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① 參見葛曉音《論開元詩壇》《初盛唐絕句的發展》,收入《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