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nèi)容·漢賦·西漢初年的賦作

漢初至武帝初年的七八十年間，是漢代賦體文學的形成期。這一時期，楚漢之爭的戰(zhàn)火剛剛停息，社會進入恢復，黃老思想成為社會的主要思潮。此時的文人大多承戰(zhàn)國游士之風，積極投身現(xiàn)實政治，針對社會問題，發(fā)抒己見，激濁揚清，期望有所作為。但這一時期政治形勢復雜，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斗爭激烈，依附于統(tǒng)治集團的文人個人經(jīng)歷并不順遂，有的甚至懷有驚恐憂悲的心態(tài)。于是，戰(zhàn)國時屈原激情唱出的楚騷悲音就對他們產(chǎn)生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心理上的親和力，在朝野競效楚音的背景下，他們追屈仿騷，創(chuàng)作了不少騷體賦，從而使騷體賦成了漢初賦體文學的主要形式。

但是，漢初數(shù)十年，社會在走向安定，文化上的統(tǒng)一正在一步步地實現(xiàn)，因此，賦體文學除了上繼騷音之外，還在醞釀著新的形式，殆枚乘《七發(fā)》出現(xiàn)，漢代賦體文學的新形式——散體賦便初露端倪。這種新形式，顯現(xiàn)了對先秦文學中的詩(《詩》《騷》)文(諸子散文、縱橫家說辭)的整合，昭示了漢賦創(chuàng)作的文體特征和表現(xiàn)特點。

這一階段騷體賦的創(chuàng)作代表主要有賈誼、嚴(莊)忌和化名“淮南小山”的淮南王劉安的一些門客。他們創(chuàng)作的《吊屈原賦》《��鳥賦》《哀時命》《招隱士》是這一時期騷體賦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作品，以騷體的形式，抒發(fā)悲憂之情，宣泄內(nèi)心怨思，是楚騷悲音在漢初文人心中的回響。但由于時代變化了，漢初文人的遭際和面臨的矛盾，畢竟與屈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漢初的騷體賦與屈原的作品在情感內(nèi)容和藝術(shù)表現(xiàn)上有較大的差異。

賈誼(前201—前169)，洛陽人。在《吊屈原賦》的前半部分中，他以一連串的富于形象性和象征意味的比喻，既表達了對屈原的真切同情，又概括了舊時代賢者居于下位，小人得志猖狂，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現(xiàn)實。賈誼的同情是真誠深切的，其概括是深刻的。但屈原的時代是諸侯紛爭的時代，他面臨的是宗國滅亡的危機，他同黨人的沖突是理性文化與感性文化的沖突;賈誼的時代是大一統(tǒng)的時代，他面臨的是不被君主信用的問題，他與絳、灌之屬的矛盾是新銳與既得利益者的矛盾，是黃老思想同儒、法思想的矛盾。正因為如此，賈誼雖然同情屈原的不幸，對屈原人生道路的選擇卻不贊同，他說：“般紛紛罹此尤也，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賈誼看到了戰(zhàn)國時列國對峙給屈原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但他不清楚屈原沉浸其中的感性文化給予屈原的根本性的影響，所以賈誼既同情屈原，又責備屈原，他自己則表示要取“固自引而遠去”的態(tài)度，以在精神上保持一點人格的獨立性。賈誼同屈原的思想情感是不同的。

更具體而清晰表明賈誼“固自引而遠去”人生態(tài)度的賦作是《��鳥賦》。這篇賦，理性意識顯著，以藝術(shù)形式表現(xiàn)了他對人生、生死問題冷靜、嚴肅的思考。在賦中，賈誼以道家思想特別是以莊子思想為指歸，對人的名利和生死問題表達了超越性的看法。賈誼從自然界中萬物變化無休談起，指出了事物的相對性和互相轉(zhuǎn)化的普遍性，他說：“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由此，他想到了人：“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建立在這種相對性的基礎(chǔ)上，賈誼否定了“貪夫”、“烈士”、“夸者”、“怵迫之徒”，表示自己要追隨“獨與道俱”，“獨與道息”的“真人”。賈誼在實際上當然不能超越生死，他心中悲哀愁苦也不能因此消失，但他這種玄遠、深邃的哲理思考，卻使他暫時找到了精神的避難之所。

《��鳥賦》是一篇成熟的哲理賦，《文選》將之歸入詠物類，是失察。這篇賦的內(nèi)容以及以賦說理的形式，對后世有重大影響。揚雄、張衡、蘇軾都受到了啟發(fā)。全賦采用問答方式謀篇，句式以四言為主，可說是集中了《詩經(jīng)》、荀卿賦和宋玉賦的特點，它表明了漢賦同《詩經(jīng)》的關(guān)系，是對荀卿賦的繼承，也表現(xiàn)了對楚辭特點的吸收。

嚴忌，本姓莊，后世避漢明帝之諱，改姓嚴。在漢文帝與漢景帝時期，他先在吳，后在梁，為諸侯王上賓，但內(nèi)心并不平靜。他的《哀時命》名為哀屈原，實以自哀，其“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身既不容于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概塵垢之枉攘兮，除穢累而反真”、“愿一見陽春之白日”等語，真實地表現(xiàn)了處濁世、居危國因而進退維谷、無所適從的苦悶心理。《招隱士》一篇，或以為招屈原，或以為表現(xiàn)了劉安“招懷天下俊偉之士”的欲望，皆不足信。細繹賦意，當是劉安門人閔傷劉安而作。全賦寫出了山中幽絕恐怖，高潔孤獨，發(fā)出了“王孫游兮不歸，春草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的慨嘆，呼喚“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久留”。表達了企盼王孫歸來的心情和幽怨悒郁的思緒。以上這些賦作，都較明顯地體現(xiàn)了漢賦形成期楚騷悲音與道家思想會通的時代特點。當然，由于時代到底不同，政治形勢有了重大的也可以說是根本的改變，漢初騷賦與楚辭在具體的思想內(nèi)容上是有所不同的。

漢賦形成期，最后也是集大成且開辟漢賦典型體式的賦家是枚乘，《七發(fā)》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漢書·藝文志》說枚乘的賦作有九篇，現(xiàn)僅存《七發(fā)》《柳賦》《菟園賦》，后兩篇有人疑為偽托。那么，可靠的僅有《七發(fā)》了。這篇賦，內(nèi)容上是講吳客以七事啟示楚太子，治好了太子萎痹之病。全賦就在說明聲色犬馬田獵飲食之樂，不如圣賢之言的益處。若僅是如此，確如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意義并不很深。然而我們深入開掘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這篇賦奠定了漢賦在審美取向上對壯美的追求，這是十分重要的。

《七發(fā)》寫吳客問疾楚太子，首先就深刻分析了紈绔子弟在對腐化生活的追求中必然會有“四患”的道理。在分析之后，吳客以壯美的事物來開拓楚太子的心胸，升華他的精神境界。“天下至悲”的音樂，“天下至美”的美味，“天下至駿”的良馬快車，“天下靡麗皓侈廣博”的游觀、聲色之樂，“天下至壯”的田獵，“天下怪異詭觀”的波濤，都是充滿崇高意味的壯美事物，吳客用這些事物開拓楚太子的心胸，使他終于抬起了沉陷在萎靡中的眼睛，喚醒了他作為人而具有的追求美好事物的精神。《七發(fā)》的價值正在這里。它所表達的對壯美事物的追求，體現(xiàn)了漢人的精神境界。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上說，正是漢人那種征服外在世界、占有外在世界的精神，形成了《七發(fā)》對壯美崇高的追求。《七發(fā)》所確立的審美取向，后來成了漢賦主要的審美追求與審美特征。有人說漢賦在審美上是“以大為美”，確實不錯，而這一審美追求是由《七發(fā)》所確立的。

《七發(fā)》在題材的選擇和內(nèi)容表現(xiàn)上也很有特點。它以敘事狀物為重點，開拓了賦體文學的題材，將賦家的筆觸由較多表現(xiàn)人的內(nèi)心世界引向了更多地表現(xiàn)外在事物。在對對象的具體表現(xiàn)上，《七發(fā)》著力追求表現(xiàn)的完整性。敘事狀物的題材選擇和注重外在事物的完整表現(xiàn)，奠定了漢賦特別是散體大賦的創(chuàng)作取向和表現(xiàn)特點。

《七發(fā)》發(fā)展了“假設(shè)對問”的結(jié)構(gòu)形式，對漢賦“述主賓以首引”的謀篇方式有直接的奠基作用。至于分賦七事，層層遞進，將主題明朗化，也富有創(chuàng)造性。

總之，《七發(fā)》這篇賦作，導致了漢賦審美特點的形成，奠定了漢賦藝術(shù)審美追求的方向。它體制上韻散相間，四六言句式相錯，這些都標志著漢賦已經(jīng)成熟并走向定型化。由于《七發(fā)》有這些成就，它就成了后世人們模仿的對象，于是“七”就成了一種文體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