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五代文學研究有待開拓的領域

歷史已跨進新的世紀，隨著電腦技術的飛速發展和信息網絡化時代的到來，人文科學正悄悄經歷著研究觀念和方法的轉型。當基礎文獻的查索和使用變得十分方便，專題文獻的檢索和收集也愈益簡便，空間關系上的對話和交流更為直接迅速時，在這信息時代的學術語境中，唐代文學研究將發生什么新變，走向什么方向呢?唐代文學研究者又將如何保持學科優勢，創造與時代相應的成就呢?思考學科發展方向的任務，歷史地擺在每位學者的面前。

在某個時期，一門學科的迅速發展和取得成功，顯然與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學術投入有關。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忽視學科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質及由此帶來的先天的發展優勢。按照湯因比的看法，研究對象數量的差異決定了人們處理材料的不同方式——歷史、科學和藝術。那么同樣也可以說，歷史遺留物的多少決定了歷史研究對待它的不同方式。資料稀少的上古，只能用詳盡記錄的考古方式;資料粗具規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綜合、闡述的歷史方式;資料過于豐富的近古，要么檔案化，否則只能用抽象化、典型化的藝術方式。唐代正是一個資料稍具而又不太豐富的時代，有限的史料，無邊的空白，諸多線索，諸多懸念，為學者的考證、解釋和構建歷史敘述提供了適度的條件。這也許就是唐史和唐代文學吸引了最多學者的魅力所在。先秦文獻無征，漢魏六朝史籍簡略，難以致詳。明清以后史料詳盡，數量過多，難以窮盡。只要肯搜討，沒有弄不清的問題，歷史幾與檔案接近。從這一點上說，唐代正是一個最適于作“歷史研究”的時代，唐代文學也正是一個最適于作“文學史研究”的時代。唐代文學研究所以能在近二十年間取得突出的成績，是與唐代文學的這一特性分不開的。有鑒于此，我們在思考唐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戰略時，就有必要注意充分利用和發揮學科的材料特點，以期最大程度地獲得對唐代文學創作和文學史的深刻認識。

從根本上說，學術研究是沒有一定框框的，任何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都有它的功用和缺陷。思考學科的發展戰略，只不過是權衡現有的研究狀況和水平，確定一個時期內的研究方向和力量投入。在唐代文學研究的現階段，我們認為“史”這一層次的研究相對作家研究來說更為急迫。這里說的“史”既包括作家們生活、寫作、交往、影響的過程，也包括文學觀念、寫作范式、藝術手法的演變，因而其材料既是顯在的，又是隱在的。這就決定了史的研究，除處理現有的文學史材料外，還要注重發掘被湮沒了的文學史內容。以我們的體會，后者乃是充實、重構文學史的真正有意義的工作。就以蔣寅《大歷詩風》而言，大歷詩人研究充其量只給學術界帶來對大歷詩歌的重新估價和重新認識，但權德輿與貞元后期詩風關系的鉤沉，卻重構了大歷到元和的詩史過程，并提醒人們注意元和、長慶間的臺閣詩風。文學史的面貌正是在這樣的工作中逐漸完整，逐漸凸現出來的。

不過這里有個問題，就是文學史的重構應基于什么樣的原則。我們覺得，對材料有限的唐代而言，過程的真實是永遠無法追求的，所可企求的只是結構的真實。在文學史中，結構的真實只能落實到構成歷史鏈環的那些基本單位，如群體、時段范式。因為正是那些基本單位而不是個人，構成了文學史的階段和演進，從而使文學史變得可以被把握。沒有李白，盛唐仍是盛唐。但若沒有“大歷十才子”，大歷就不成其為大歷——范式總是由一批詩人共同締構的。像崔顥、常建、王昌齡、祖詠、王灣、劉昚虛這些詩人，雖然不如李白、杜甫偉大，但他們更典型地代表了盛唐，他們的成就和局限都是屬于盛唐的。而李白、杜甫卻遠遠超出盛唐，到達無所不包的集大成的境地。過去的文學史研究由于不理解這一點，只盯著幾個大作家，致使文學史圖式成了若干坐標點的直線連接，文學史著作成了著名作家和名著的陳列館，而文學范式的演變過程隱而不見，文學史的連續性和邏輯關系也無從體認。在結構真實的原則上實現的文學史重構將改變這種狀況，范式、群體、時段等基本單位會為文學史敘述提供一個相對穩定而遠離偶然性的現象序列，支撐起文學史料所編織的柔軟的文學史敘述。當然，這只是一般原則，具體到唐代文學研究，我們還可以根據唐代文學的形態提出更具體的設想。很顯然，除了文獻留存情況各異外，不同時代的文化特征也是不同的，因而導致文學史的中心問題各有側重。

如果說先秦社會文化層次單一，地域的差異成為文學史的主要問題;而六朝是地域、家族與社會階層的問題并行;那么唐代就是社會階層的問題為主導，地域次之。考慮到文學主要通過社會交往關系形成風格和某種一致性，那么從文學史研究的戰略高度上看，就可以認為群體研究是目前值得重視的研究類型。理由是文學的歷史絕不是線性發展的，歷史的連接和升沉之點常成為我們清理文學史序列，揭開文學史發展脈絡和內在邏輯的最重要的關鍵。我相信，正如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的杰出工作所顯示的，群體研究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時段和范式研究將會是此后一個時期內最有意義的研究取向，會給唐代文學研究帶來建設性的成果積累。如果我們在短時期內能產生一批扎實的上述專題研究成果，我們對唐代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及其發展過程的認識就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一部有深度的、讓人耳目一新的唐代文學史才有可能產生。

新的研究取向要求相應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思路也會產生新的研究課題。文獻檢索的方便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手段精致化的條件，統計和歸納將會成為藝術表現研究的有效輔助手段。日本學者在這方面已走到我們前面。由于日本學者重視編制索引和各種工具書，經常利用索引排比、統計文獻資料，通過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的比較說明其體式、意象、語詞上的特點，以說明作家作品的藝術特征。大野實之助《李太白研究》第三章第二節“道家的色彩”，將李白詩歌與《老子》《莊子》《列子》《列仙傳》《抱樸子》《神仙傳》的文字相比較，加以統計，從古注、神仙、白色等角度論述李白對道家的接受，就比國內那些泛泛而論的著作更有說服力。以后借助于檢索和統計的便利，可以對唐代文學的各種特征作更進一步的分析。當然，統計只是一種有限度的輔助手段，貫穿于其中的意識是對研究成果精致化的追求，是對專門性更強的問題的探討。

隋唐五代文學作為一個時代社會生活、社會意識、個人情感的記錄和表現，有著無比豐富的內容。過去我們比較重視文學中表達的政治觀念、文學中反映的社會意識，而對個人心態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內容關注較少。現在，不僅宗教觀念、仕隱問題、社會交往等問題為學者熱切關注，自我意識、身體感覺、情趣嗜好、飲食起居等個人化的問題也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這些研究課題的進一步開拓無疑將使文學研究回到它的基本目的——加深對人的精神生活的認識上來。60年代以來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兩性關系和性別意識來重新視察文學的角度。對于唐代這個兩性關系和交往相對平等的時代來說，上述視角無疑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這種種開拓不僅是主題學意義上的，也是類型學意義上的。比如對唐詩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試帖詩，其思想意識固然屬于主題學研究的范圍，但對其思想意識的解釋卻往往需要在類型學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事實上，文學中許多主題的提煉和確立都是和類型的意識分不開的，這在詠懷、懷古、唱和、擬代等類型中表現得非常典型。

當我們試圖在類型學的意義上研究隋唐五代文學時，文體的形式和藝術性的要求就成為首先必須明確的內容。這當然不是什么復雜的知識，可由于涉及到范式的歷史演變，類型學的一般知識就加進了范式的變量，于是類型學中的范式研究又成了當務之急的重要課題。我們認為，在文學形式的研究上，類型研究和范式研究都是未來富有魅力的研究模式，它們不僅直接提供文學史演進的深層知識，而且為作家批評提供有效的價值參照系。隋唐五代文學和文學史研究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將依賴于二者的積累。具體到作品的結構層面，韻文中的詩體學和語言學研究，散文中的文體學研究，敘事文學中的文體學、敘事學研究，應該是有待進一步開拓和深化的課題。王力先生的《漢語詩律學》自然是關于唐詩詩體學和語言學的經典論著，但它還只是一般性研究，具體到作家和時段的詩體學和語言學研究至今很少。文體學研究已出版了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其中涉及到唐代判文，還有陳飛研究唐代試策的專著 《唐代試策考述》，都是這方面最引人矚目的重要成果。當然，有待開拓的研究課題還很多。關于隋唐五代的敘事文學，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和楊義《中國敘事學》已奠定了基礎，更深入的探討有待來哲。駢文和辭賦研究一直是唐代文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迄今論著很少，希望有更多的學者涉足這塊開掘尚少的土地。

正如前文所述，唐代是個最宜于文學史研究的時代，然而迄今為止，嚴格意義上的“隋唐五代文學史”還沒有能令人滿意的著作。簡單地說，現有論著涉及的文學現象和作家還較少，論及的文學史問題及深度還很有限。以今天的學術眼光來看，文學史研究除著眼于文學自身的演進和展開外，還有歷史的視野和文化的視野。考察作家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參與，研究文學的文化氛圍和文化性格，將從縱橫兩個方向加深我們對隋唐五代文學史的認識——前者有助于我們理解作家的獨創性和藝術成就，為解釋和批評提供一個合適的尺度，后者有助于理解文學現象，加深我們對唐代社會和文化特征的認識。為此，我們不僅要加強隋唐五代文學與前后文學史的比較，還要真正更深入地研究當時的歷史和文化，做一些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社會學研究，比如有關作家的社會地位、經濟來源、教養狀況、寫作方式、作品傳播、社會需求等各方面問題的研究，確實弄清隋唐五代文學創作—編集—傳播—閱讀—接受各個環節的具體情形。

隋唐五代文學研究是個充滿生機的學術領域，在世紀之交回顧前瞻，眼前有豐碩的收獲，也有大片的處女地。收獲給我們成功的喜悅，處女地呼喚著有志者去開拓。隋唐五代文學無比豐富的藝術寶藏等待著當代學者去探索，去發掘。如今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隋唐五代文學研究都吸引了一大批優秀學者。良好的學術傳統和學術風氣，必將滋潤學術事業日益繁榮，在繁榮中走向光輝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