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先秦兩漢語言發展與文學傳播

先秦兩漢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與文字的統一和隸變，推動了文學的傳播，促發了文學的繁榮。所謂共同語是指一個民族全體成員通用的語言。

從古代文獻資料來看，至少在殷商甲骨文時期，古代漢民族的共同語已初步形成。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共同語被稱作“雅言”。《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劉寶楠《論語正義》說：“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后辭義明達……后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即雅言矣。”在漢代，當時的共同語稱作“通語”，揚雄《方言》解釋當時共同語中的詞語皆稱“通語”。古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使文學的傳播有了更大的空間，可以流布到各個方言區。春秋末期，孔子興辦私學，號稱弟子三千，其中宰予魯人，端木賜衛人，言偃吳人，顓孫師陳人，公冶長齊人，子弘楚人，子牛宋人，秦祖秦人，子中晉人，孔子的弟子幾乎遍布當時的各個方言區。若沒有雅言，孔子的講學便成了大問題，文化的傳播也就有了極大的障礙。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士云集，當時儒、陰陽、道、法、兵、名、雜諸家的代表人物都曾率弟子講學其間，積盛百有余年。齊宣王時稷下學士多達數百千人，若沒有雅言，四方各派的學士就無法各抒己見，彼此論辯了。以上兩例，都可以從側面證明當時的共同語——雅言對文學乃至文化發展的積極作用。我們認為，當時的共同語雅言的形成，使偌大中國的各諸侯國、各方言區的學者互相間的直接的思想交流、哲學對話、政治交鋒成為可能，這種態勢，蓄勢既久，就促成了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文學的大繁榮。

大家知道，文字的產生，使它所記錄的語言克服了在空間上不能遠播、在時間上不能留存的缺憾;同時文字的超方言性，又使各方言區的人們架起了溝通的橋梁，這無疑有助于文學乃至文化的廣泛傳播。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所共有的特質。與表音體系的文字不同，漢字是表意的，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它的字體結構的變化，書寫筆勢的演進，也對文化的傳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的文字，在商周甲骨文、金文時期，雖因書寫工具不同，或瘦硬，或肥實，但體勢相同，尚屬同一體系，文字學家稱之為大篆體系。到了春秋，尤其是戰國，由于政治的割據，文化的閉鎖，文字異形的現象日趨嚴重，當時西方秦國的文字被稱作大篆，東方六國的文字被稱作古文;從出土的戰國文字看，六國的文字形體又各有不同。直到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才行令全國，統一文字，這種混亂的文字現象才得以改變。不過秦是用小篆來統一文字的，小篆雖然簡化了大篆繁復的筆畫，但勻稱圓潤的書體還是書寫不便，于是書體發生了隸變的革命，由秦隸而漢隸最終完成了漢字書體的改革。文字形體結構的簡化，書體的筆畫化變革，給文字的書寫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使簡冊帛書等當時的書籍極大的豐富，能夠更為廣泛地傳播。

在秦始皇焚書、楚霸王火燒咸陽 (焚毀了秦焚書時保留在宮內的書籍)兩次文化大劫難之后，西漢武帝后能夠將先秦古籍成功地整理復制，就有力地證明了隸書誕生后對文學遺產保存與修繕的巨大貢獻。同時，漢代著述的極大豐富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漢代，無論詩歌、辭賦，還是政論散文、學術散文、歷史散文都有了極大的發展。僅以清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文》《全漢文》《全后漢文》為例，上古三代文16卷，收錄了206人的著述。而兩漢文合計169卷，收錄了804人的著述，以時間計，上古三代歷時近兩千年，兩漢僅歷時四百余年，相比之下，比差巨大，我們不能不贊嘆隸變之功，這對于漢代的文學繁榮來說功不可沒。

以上從四個方面談了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的關系，這僅僅是我們對這一問題的初步思考。其實，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的問題，原則理論應該說是清楚的，而具體的發生關系則是多層面的、多路向的，在它們的互動中，有時是共時同步的，有時則表現出歷史的某一方面置后的現象，情況很復雜，再加上我們對先秦兩漢語言的發展還缺乏系統性的認識，所以要想把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的關系說得清清楚楚，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對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關系的科學闡述、系統描寫，還有待于文學史學、文藝學、語言學等各方面的研究者攜手合作，共同攻關，把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關系的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