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政治·政治斗爭與文學

政治斗爭包括不同社會等級、階級之間的斗爭和同一等級之內不同政治派別、集團之間的斗爭，前者顯然比后者更具根本性。但在唐代政治史上，這兩類性質的斗爭往往相互交錯混淆，或者以后一種斗爭為主要表現形式，至于其中是否包含或包含什么性質的等級和階級斗爭，則往往看法不一。重大政治事件，往往對許多文人的命運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到他們的創作活動。在有官僚集團參與的斗爭中，政治派別一般由文人集團構成，或與某些特定文人集團相互聯系。因而，政爭的各種是非也自然延伸到參與者的文化和文學活動中。其中某些斗爭，又直接涉及有關文化政策、文學風氣、文士地位的爭議。在這種意義上，文人集團和文學活動的種種區分和不同又與政治派別和政治立場的選擇發生聯系。其中較為突出的，如唐初關隴貴族與山東士族的斗爭，武周奪政與反對派的較量，玄宗時期吏能對文儒的排擠，順宗永貞革新集團及其后遭受的打擊，中晚唐延續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大的牛李黨爭等，都有其文化領域的延伸表現乃至產生某種文學后果^①。

此外，由于文學對社會生活無所不入的滲透性，政治斗爭也往往直接運用某種文學形式為工具。唐代盛行的為謠謗政和借小說攻擊政敵的風氣，是其突出表現。為謠謗政之風由來已久，唐代有文士參與者尤多，具體事例散見于各種史料筆記，其中進士選人匿名造謗曾相當普遍^②。以小說為寓言乃至進行惡意攻擊，涉及到《補江總白猿傳》《李娃傳》《霍小玉傳》《周秦紀行》等相當一批作品^③。廣義地說，“謠”也是詩歌之一種，但就事論事、主要表達某類社會群體情緒和輿論傾向的政治歌謠，與文人詩歌主流畢竟有別。白居易在從事諷諭詩寫作時，便十分憤慨于政敵對其“號為訕謗”的攻擊(見《與元九書》)，強調自己的創作與謗訕體有別。小說的寓言功能可能得到唐人更多的有意發揮，但無論就政治還是就文學而言，它都只是次要的附生現象，在政治上的作用僅僅是發泄憤恨，對小說藝術本身只有負面的消極作用。

政治斗爭與文學的關系固然錯綜復雜，但直接影響到文學的情況畢竟是極少數。文學自身也不因政治斗爭的結果或與某個政治派別的關系，而出現重大興衰變化或分別出優劣等級。文學與政治斗爭發生關系，一般是以政治斗爭的參與者即士階層文人為中介的。唐代政爭中屬于官僚階層或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畢竟占了絕大多數，文人作家參與其中的斗爭也基本如此。某些政爭曾經被解釋為貴族與庶族、門閥與寒素、大地主與中小地主的斗爭，即便承認這種劃分的相對有效性，唐代文學及其作家本身卻很難也由此明確區分出一些不同集團、不同類別。另一方面，士人文學基本上只表現士階層自身的生活內容和思想情趣，很少真正與其他社會階層的政治社會訴求發生聯系。文人作品經常表現他們自己在獲得政治榮寵時的得意狂傲，或仕途失意后的哀怨悔恨，但很少有真正代表某種社會力量、社會階層表達一定政治訴求和抗爭的情況。對文學在政治斗爭中的作用，當然也不應過分夸大。唐代士階層文學在總體上由繼承前代文學傳統而來，有它的整體性。其中自然包含了文學自身的各種不同形式和追求，與士階層和社會統治階級內部的思想意識形態爭論及其政策調整也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具體政治斗爭，只有在涉及社會形勢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才會對文學產生直接重要的影響。

與上述士階層文學不同，來自社會下層的某些文學形式，如以宗教說理詩形式出現的王梵志詩和敦煌俗文學中的其他一些作品，反映了社會下層人民的生活處境和思想情緒，也表達了他們的政治要求和覺悟程度，在唐代文學研究中需要給予特別重視^①。

注釋

① 關于關隴集團、山東士族及高宗武后時期的新進士人等的不同政治立場及文化表現,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尚定《走向盛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關于武后時期許敬宗、王勃對上官儀文風的反對及其政治背景,見葛曉音《論宮廷文人在初唐詩歌藝術發展中的作用》,收入《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關于玄宗朝以張九齡為代表的文儒與以李林甫為代表的吏能之爭,見劉建明《論唐玄宗時期的集賢院》;葛曉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復古思潮的濫觴》,收入《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關于永貞革新與中唐文學活動,參見卞孝萱《劉禹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孫昌武《柳宗元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胡可先《中唐政治與文學——以永貞革新為研究中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關于牛李黨爭及相關文人命運,見傅璇琮《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1984年版。② 文士造謗如武后時張為謠:“補闕連車載。 ”沈全交續四句,被杖決,見《朝野僉載》卷四;景龍末和元祐寓言嬖幸,韋后命鞠于大理,將殺之,見《唐語林》卷五。《國史補》卷下載:進士“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在科舉史上十分普遍。③ 參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商務印書館1956年版;卞孝萱《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① 關于王梵志詩的政治思想含義,參見謝思煒《唐代通俗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