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的內容·清代詩文批評·整合歷代詩文觀念的集成性

清代作為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時代特點，又使得它的詩文批評在內容方面具有整合歷代詩文觀念的集大成的性質。毫無疑問，清代在政治、經濟、學術、社會習俗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不同于前代的自身特征，這種本朝的實體存在對于形成詩文批評觀念的性質發揮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但是由于清代在上述所有的方面都是承前有余而啟新不足，因此一言以蔽之，“集大成”乃是涵蓋清代各個方面的最為基本的性質。影響所及，詩文批評觀念自也不能例外。

如在耳熟能詳的“神韻”、“格調”、“性靈”、“肌理”等所謂四大詩觀中，這一集成的性質表現得最為充分。王士禛的神韻說，綜觀其本人在各種場合的說明，是以明人的名詞、鐘嶸《詩品》、司空圖詩“味”說、嚴羽《滄浪詩話》、徐禎卿《談藝錄》及大量禪宗語錄、畫論中語化而為一的。張宗柟所輯《帶經堂詩話》中的綜論門、懸解門諸卷，便集中了王士禛所采用的前人這方面的諸多論述。沈德潛的格調說，在《說詩晬語》中通過品評歷代各體詩及重要作家表現出來的公允得當，在所編《古詩源》《唐詩別裁》和《清詩別裁》等選本中表現出來的取舍有度，實際上是從宋末嚴羽、方回到明初高棅再到明末清初許學夷、馮班等持續累積的辨體功夫的結晶，是在褪盡了明七子摹格煽調的火氣之后方才得其環中的。袁枚的性靈說，不僅在“性”一方面將明人論及的“赤子之心”發展至“芬芳悱惻之懷”，而且克服了公安三袁有“性”無“靈”的跛足病，同時強調了“靈”亦即“性”之表達、表現的一方面，致使歷代詩人“寸心”所出的各種創作原則和大量表現法則，或相得益彰，或相反相成，令人嘆為觀止地被融于一個堪稱最少片面性的詩學體系之中。他的《續詩品》論創作問題，便體現了這種全面性;《隨園詩話》中諸多論述所具有的開悟啟智之效，也每有圓融大度的氣象，而絕不局于一家一法。翁方綱的肌理說，則是歷代主理、主學以及各家宋詩觀的總合，在其《石洲詩話》《小石帆亭著錄》及《復初齋文集》的一些單篇論文中，對此有較具規模和極為透辟的解說，這一點下文將另予說明。

四說之外，亦不乏其例。如王夫之《姜齋詩話》論述情景關系，便有“景生情，情生景”、“情中景，景中情”、“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不能作景語”便“不能作情語”、“心目相取處”、“即景會心”、“以小景傳大景之神”等一系列見解，實是古典詩論相關認識的一次較為全面的集中整理與新的發揮。又如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論述詩教原則，特為標舉《三百篇》中的“柔惠且直”一語，以釋“性情”的“直”與“柔”兩個方面;同時又多方解釋《三百篇》的所謂“神理意境”：“有關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見，二也;純任天機，三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四也。”將歷代以來幾乎所有具有正面價值的詩學基本原則，均置于《詩經》名下，也是一種欲集大成的眼光與用心。

清人詩學著述又每每好將古典詩學的四大論題——詩旨原則、詩人詩作品評、詩體特征、詩法規則等在一部著作中包舉無遺;每一題又好從頭道來，如評詩人詩作，便往往從漢魏逐朝而下，直至作者本人所處的時代，以致即使就一部著作而言，也體現出卷帙的嚴整性與系統性來。這類著作較重要的如吳喬《圍爐詩話》、毛先舒《詩辯坻》、葉燮《原詩》、沈德潛《說詩晬語》、李調元《雨村詩話》(話古編)、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劉熙載《藝概·詩概》、鐘秀《觀我生齋詩話》等，其中的任何一冊在手，都可約略窺知中國古典詩學的概貌。凡此皆為清代詩學之整合、集成性質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