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有關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其他資料·正史·作家生平研究的淵藪

與唐宋以后的文學研究有所不同，魏晉南北朝文學家生平事跡的研究除上述幾部正史以外，可供參考的資料，實在非常有限。因此，研究這個時期的文學，還非得從這幾部史書入手，沒有其他的選擇。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按理應從《三國志》說起，但曹魏文學最輝煌的時代是漢末建安二十五年間; 而建安文學的興盛又不僅僅是在建安年間突然出現，而是東漢以來漸漸演變而成的。所以，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至少應當從東漢做起。

用紀傳體編撰的后漢一朝的歷史，除屬于官史性質的《東觀漢記》外，私人編撰而著錄于《隋書·經籍志》的有三國時吳國謝承《后漢書》、晉薛瑩《后漢記》、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華嶠《后漢書》、晉謝忱《后漢書》、晉張瑩《后漢南記》、晉袁山松《后漢書》。但是，由于后來范曄《后漢書》出，取代眾家，這些后漢史書便被淘汰，唯范書作為正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范書列傳共80卷，一些重要的作家、學者如桓譚、馮衍、鄭玄、賈逵、班彪、班固、王充、王符、仲長統、崔骃、崔瑗、張衡、馬融、蔡邕、孔融、荀或等列有專傳。最引人注目的是，范書首先在正史中有《文苑傳》與《儒林傳》并列?！度辶謧鳌肥菍W者專傳，而《文苑傳》則主要是作家小傳。這種編排反映出了當時文學觀念的日益明確。這是范曄《后漢書》的一大特點。

自范曄之后，《晉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魏書》《隋書》《南史》《北史》等均列有《文苑傳》或《文學傳》。列入《文苑傳》的作家，大多政治地位不高，而文學上卓有成就。他們的地位雖然不如各史列入專傳的大家那樣顯赫，但他們的存在給后人提供了觀察一個時代作家群體及創作風尚的窗口。而且，其中有些作家，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文學成就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劉勰與鐘嶸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如果不特辟《文學傳》，這兩個人在當時政壇沒有什么地位，也許他們的生平事跡就永遠湮沒無聞了。

利用《文苑傳》，還可以確定眾多作家的生卒年代。還以劉勰為例。其卒年有普通(520—527)初年、中大通三四年(531—532)、大同(535—546)初年三種說法。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根據劉勰在《梁書·文學傳》中列在謝幾卿之后、王籍之前的位置，推定劉勰卒于大同五年(539)左右。這是因為，史家撰作類傳通常是以卒年為序。謝幾卿卒于大同四年(538)冬;王籍卒于大同二年(536)謝征卒后，大同五年(539)七月蕭繹未離荊州之前這五年間。劉勰在史傳中的位置居于二人之間，因此其卒年不應先于謝幾卿或晚于王籍，大約在大同四五年間。此說雖不一定為大家所接受，確也提供了進一步研討的線索。譬如《梁書·文學傳》共列14人，亦有先后失序者。如劉峻與劉沼，王籍與劉杳、謝征即是典型之例。劉峻卒于普通二年(521)，劉沼卒于天監(502—519)初年，而劉峻在前;劉杳、謝征均卒于大同二年(536)?！吨x征傳》說：“友人瑯邪王籍集其文為二十卷。”說明王籍必卒于謝征、劉杳之后，而《文學傳》卻把王籍列在二人之前。盡管如此，《文學傳》的排列次序畢竟還是提供了一些可資參照的旁證。

在上述諸史中，唯有《三國志》《宋書》《周書》未列《文苑傳》或《文學傳》。《三國志》成書于晉初，當時的文學觀念也許還不十分明確，文史也并未完全獨立開來，這在當時的史籍分類、文論片斷以及史書記載中都還不難找到例證。再說，陳壽此書也是繼承前人成果而成。他在修史時，魏、吳兩國已先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書》、韋昭《吳書》，私撰的有魚豢《魏略》。這三種書是陳壽所根據的基本史料。陳壽是蜀人，又是史學家譙周的弟子，蜀未亡時即注意蜀事。他所采集的雖不及魏、吳官史那樣豐富，也終于完成《蜀書》，與魏、吳兩書并列。也許陳壽所依據的三書本來就沒有《文苑傳》，而《宋書》、《周書》不列《文苑傳》或《文學傳》就令人費解了?！端螘烦捎谀淆R永明六年(488)，雖亦因襲而成，但當時的文學觀念已經十分明確，文學獨立一科，不僅見于時人的論述，而且前有范曄《后漢書》作先例;四部分類也已成為當時越來越多的目錄學家的共識;在文學界，文筆的辨析、四聲的發現、近體詩的萌芽，都已把文學推到歷史的前臺，漠視它的存在確實難于推測解釋。而《周書》成于初唐，年代更靠后。盡管兩書為當時的重要作家列有專傳，而一些政治地位不高的作家，只能被遺棄了。像鮑照這樣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的作家，限于體例，卻只能附在《劉義慶傳》后，三言兩語，一筆帶過，留下了永遠不可彌補的缺憾。史書作者也許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宋書·謝靈運傳論》《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一反史論通例，不僅僅論及傳主，而且縱論歷代作家的成就和特點，具有“文學傳”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