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詩歌·附述:宋代理學詩

兩宋理學詩亦頗有特色。理學即道學，近人又有稱新儒學者。理學詩的特點是以詩言理，注重詩教。宋初道學“三先生”已有此傾向，而濂洛諸子凡為詩者，專言性命道理。南宋理學大昌，理學詩也日漸興盛。南宋金履祥編《濂洛風雅》集，《四庫提要》云：“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也?！痹娙酥娨郧轫嵰馊橹?，道學詩以義理心性為尚。理學家視詩為道之載體，為教化之具，為明德之言。其詩中即便有山水花鳥等物象，也是理的表征。這有點像東晉時的玄言詩，但他們的理實乃儒、道、釋雜糅之理。比如程顥《秋日偶成》二首之二：“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边@是理學詩中較為可讀之作。理學家作詩主張溫柔敦厚，推崇“孔顏樂處”，“曾點意思”，以及陶淵明的平淡風格。

宋代理學詩較出色者，當推邵雍和朱熹。無論詩的數量還是藝術水準，他們都是理學詩派之最可關注者。邵雍是理學詩的創始人，朱熹則是理學詩的集大成者和最優秀者。但是邵雍幾乎將詩“變為惡道”，朱熹卻“不墮理障”(《雪橋詩話》載吳云語)。邵雍的詩基本是將自己對義理性命的思考用押韻的方式說出來，傾向是“安樂”，即安貧樂道;風格是直白隨意。今存其詩一千余首，讀來讀去，只覺得他反復思考權衡的主要是仕與隱的利弊得失問題，而且思考得并不高深，也不怎么超脫，甚至有未脫俗念之嫌，因而他的“安樂”之詩多少有點做作，有些言不由衷。他寫得比較好的一些詩也還可讀，但比朱熹的詩相差甚遠。朱熹不僅是了不起的大思想家，也是相當不錯的詩人。他的詩頗有可讀性，雖多言性理，但并不違背藝術規律，比如《春日》和《觀書有感》等。他常常登山臨水，吟風詠月，頗有詩人情致，比如武夷泛舟、衡山踏雪之作，皆富風情。后世詩論家往往譏評理學詩，固然有道理，但理學詩在宋代頗有影響，尤其南宋時期，“詩人篇什往往‘以詩為道學’，道學家則好以 ‘語錄講義押韻’成詩。堯夫擊壤，蔚成風會”^①。

注釋

① 錢鍾書《談藝錄》第545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