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棋藝博戲·圍棋

圍棋是中國傳統的棋藝博戲形式之一。圍棋在古時稱為“弈”，圍棋的棋盤古時稱為“局”。圍棋的用具(圖281)由棋盤和棋子組成。棋盤由縱橫各19條直線交叉構成一幅坐標圖，圖中共有361個交叉點;其中有9個帶有明顯黑點標志的交叉點叫作“星”，“星”在棋盤的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 上、右下及中心位置各有一個，中心的一個星叫作“天元”。(圖281)圍棋盤面的坐標與中國古代易學中的洛書有相似之處(圖282)，加上361個交叉點，8個方位星，周邊72個交叉點，都與古代天文地理中360周天、八卦、72候相應，可見圍棋的棋盤蘊含著古代的天文地理觀念。圍棋的棋子為扁圓形，上凸下平，分黑白兩色，象征著陰陽。黑子181個，白子180個，共361個。

圍棋棋盤的規模在中國古代經歷過變化。據三國時期魏國邯鄲淳的《藝經》說：“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南北朝北周甄鸞的《孫子算經》上說：“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1954年曾在河北望都漢墓出土東漢時期17道石棋盤。一般認為古時棋盤道數有一個從少到多的演變過程，19道棋盤是在南北朝以后通行起來的。但是1971年在湖南湘陰唐墓出上的棋盤卻是15道，1974年在新疆吐魯番唐墓出土的仕女圖中的圍棋盤是17道。這表明在南北朝以后直至唐代，圍棋棋盤的道數并不 一定是19道，因此目前也有人認為在漢代以前15、17、19道棋盤是并存的，但這種觀點尚未得到考古方面的實物證據。

圍棋的基本規則是：在交叉點上落子，落子后不得移動;執黑子者先下一子，隨后白方落子、雙方交替，直至終局(古時弈棋事先在四個角的星位交叉放置兩黑、兩白子，稱為“座子”，象征陰陽兩氣起始均衡：近代為提高競技和豐富定式、戰術的變化而取消此例)。一個棋子其緊鄰的交叉點中的空點稱為該棋子的“氣”，若緊鄰點為已方棋子，則構成一個共同體，在計算“氣”數時作一整體考慮。無“氣”的棋子，稱為“死棋”，要從棋盤中拿掉。棋盤上任意一點，若某方落子使己方的棋子成為無“氣”，但又不能吃掉對方棋子的。稱為“禁著點”。一塊棋子中有兩個對方的“禁著點”，則成為一塊“活棋”。活棋中有 一特例，那雙方被圍的棋子都沒有兩個對方的“禁著點”(術語上稱兩只“眼”)，但又形成互相吃不掉的局面，稱為“雙活”。一方落子吃掉對方一子，對方又在被提子的交叉點上落子再回吃的現象，稱為“劫”，遇“劫”一方必須在其他地方至少下一子后，才能繼續打“劫”，終局時以黑白方各占據盤上交叉點的多少決定勝負，黑勝需要占184個交叉點以上，白勝需占據178個交叉點以上(因黑子先行，故須加上先行的優勢)，數黑白任一方子即可判定勝負。

奕棋過程可分為布局、中盤和官子三個階段。布局是雙方各自在邊角地帶建立根據地、準備在中腹與對方爭奪地域的先期布陣。千百年來奕棋者在邊角地帶的布局中形成的比較合理的棋型，稱為“定式”。定式是一方陣形的筋骨和布局的關鍵，它關系到中盤形勢的發展。中盤是雙方完成邊角定式布局之后展開的對抗戰，雙方以各種策略、戰術爭奪中腹地域，以盡可能少的子數圍住盡可能多的交叉點，或盡量圍吃對方的棋子。此階段以控制大地域為主。收官是一盤棋的收尾階段，雙方在中盤大致圍定各自的地域之后，在交錯接壤之處互相侵分所剩的交叉點。在這一階段，區別輕重緩急而順序落子至為重要，掌握“先手”(即落子后對方必跟著采取手段應付)，往往攸關全局勝負(圖283)。

圍棋產生于何時，至今沒有定論。發現最早記錄圍棋起源的文獻是戰國時期的《世本》，其中寫道：“堯造圍棋，丹朱善之。”同期著作《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也提到了圍棋：“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必不免矣。’”文子用下圍棋來比喻迎立國君，表明圍棋在衛國宮廷和卿大夫當中，已是很熟悉的東西。西晉張華所著《博物志》載：“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

《世本》和《博物志》中“堯造圍棋”的說法只是一種傳說。實際上圍棋不可能是由哪一個人在某一天里創造的，而應當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由無數人的智慧積淀形成了雛形，再經過很多人長時間的加工才完善起來的。長期以來，許多人從圍棋蘊含的文化意義探究其起源，或說源于上古戰爭的雙方布陣和用兵策略，或說源于古人演示天象地理，但都未解決圍棋起源的年代問題。近年有人從古老的《易經》、河圖洛書、陰陽八卦探索其奧秘，認為圍棋是結繩記事時代文化的幸存者，將其起源年代上溯至石器時代。目前較通行的觀點認為圍棋產生于殷商時代，特別是“盤庚遷殷”以后的可能性較大。

從春秋戰國之交到漢末三國，歷史上留下了有關圍棋的記載逐漸增多，現代考古也將有關圍棋的歷史文物不斷發掘出來，展現了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3世紀的800年間圍棋的發展狀況。

戰國時期的孟子所提到的弈秋，是現今所知的歷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棋手。兩漢時期的圍棋愛好者有漢景帝的兒子劉去、漢宣帝劉詢，以及班固、馬融、李尤、黃憲等著名的學者文人。據《西京雜記》記載，漢高祖劉邦和他寵愛的戚夫人也是圍棋愛好者。書中還談到了漢代名手杜夫子：“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為天下第一。或譏其費目。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氏認為圍棋的道理有補于圣人的教化，這是對圍棋功能的最早論述。

東漢時期開始出現了專門探討圍棋理論的論著，最具代表性的是桓譚(約前23～后56)的《新論》和班固(32～92)的《弈旨》。《新論》中說：“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棋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下如。”桓譚不僅把圍棋的技法和兵法連類比喻，而且指出了對局時上者、中者、下者在棋理上的高低。從這個說明中可以看出圍棋在當時已經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棋藝形式。《新論》之后，涉及圍棋理論的著作相繼出現。東漢后期，著名經學家馬融(76～166)著有《圍棋賦》。賦的開篇贊嘆道：“略觀圍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斗場”，隨后總結了“先據四道兮，保角依傍，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等具體的圍棋技法。“建安七子”之一的應場在《弈勢》中提到韓信、周亞夫等名將和昆陽、官渡等著名戰役，用來比擬棋力的高下。桓帝時享有盛譽的黃憲，在其所著《機論》中說：“弈之機，虛實而已”。據考證為東漢末成書的《尹文子》中談到“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進退取與，攻卻收放，在我者也。”其中的“進退取與，攻卻收放”是直接講圍棋的戰略戰術，也明確提出了“在我”即爭取“先手”主動權的問題。

東漢時期著名史學家班固也是一位圍棋理論家，所著《弈旨》是一篇系統論述圍棋意義和作用的著作。《弈旨》說：“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其中用陰陽、天文、地則、王政等自然和社會變化的哲理，對圍棋作了全面的闡述和充分的肯定。《弈旨》表述了當時的圍棋觀，是論弈的權威性著作，被千百年來的弈者奉作經典。

三國時期，弈棋者顯著增多。魏國的創建者曹操經常下棋，棋藝水平和馮翊地區的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名手旗鼓相當。在魏文帝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的周圍有一批文學名士，其中如王粲、應玚、孔融，以及著《藝經》的邯鄲淳都是圍棋愛好者。孔融全家被抄沒時，他的兩個小兒子正在下圍棋。蜀國的大將軍費祎奉命出征，在“羽檄交馳，人馬擐甲”之中還從容地和大夫下圍棋。吳國的創建者孫策和大將呂范在弈棋時議論軍情，大將陸遜“與諸將弈棋射戲”。據《抱樸子》和《吳錄》記載，吳國的嚴子卿、馬綏明號稱“棋圣”，嚴子卿的圍棋，皇象的書法、趙達的數理等共有8人技藝超群，當時號稱吳中“八絕”。

在圍棋相當盛行的吳國，出現了歷史上第 一篇系統反對圍棋的文章《博弈論》。此論是三國時吳大帝孫權的太子孫和命韋昭撰寫的。當時吳國宮廷盛行圍棋，孫和持否定的態度，“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于是中庶子韋昭寫出了《博弈論》，從“君子”應當立功顯名和下圍棋“無益于用”兩個方面來展開議論，文中批評人們“廢棄事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的嗜棋傾向，指出“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弈”，透露了當時圍棋盛行的情況。《博弈論》以孔孟之學為標準非難圍棋：“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認為圍棋的技藝不合乎儒家的忠信仁義之旨。

兩晉是圍棋興盛的時代，形成了圍棋史上第一個蓬勃發展的高潮。南朝梁的沈約在《棋品序》中說：“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生動地說明了兩晉圍棋活動盛于漢魏的狀況。

西晉的第一個皇帝司馬炎是有名的圍棋愛好者。據《晉書·杜預傳》載，武帝司馬炎和中書令張華正在下圍棋時，接到了鎮南大將軍杜預請求伐吳的表章，張華把棋盤推到一邊，支持杜預的建議，司馬炎立即認可，在棋枰前下達了伐吳的命令。王戎是魏晉時期的名士，《晉書》說他“性至孝”，母親去世后，“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后起”。阮籍也是當時的名士，據說當其母去世時，他“正與人圍棋”。《晉書·賈充傳》還說，惠帝皇后賈后的外侄賈謐出入宮禁，“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座”。皇帝、太子、親王、外戚、管理機要的大臣、將軍、名士等都喜歡下圍棋，足見西晉初年宮廷內外盛行圍棋的情景。

兩晉時期，圍棋在一些少數民族統治的地區也流傳開來。鮮卑族統治的前燕有個圍棋名手叫羅騰，“工圍棋，究盡其妙，獨步當時”。此時圍棋還傳播到西域諸國，甚至印度。

東晉時期，豪門士族占有特殊重要的社會地位，他們帶頭喜好圍棋，推動了圍棋在當時的盛行。當時著名的豪族王導、謝安等就是代表。

王導(276～339)一家都喜愛圍棋，據《晉書·王導傳》記載，王導嘗與兒子王悅“弈棋爭道”;王導的次子王恬“多技藝，善弈，為中興第一”。謝安(320～385)早年與大書法家王羲之相友善，又和王坦之及僧人支道林關系密切。王坦之和支道林都愛好圍棋，王稱圍棋為“手談”，支稱圍棋為“坐隱”。謝安在“淝水之戰”中下圍棋的故事更是廣為流傳。東晉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堅帶領百萬大軍到達淮淝，東晉震動，人心恐懼。謝安在作出對敵部署的前后，從容鎮定地約集親朋好友到鄉間別墅閑游，還與謝玄下圍棋賭別墅。棋藝水平本來較低的謝安，反而贏了棋高一著而心神不定的謝玄。以后到戰役勝利、捷報傳來的時候，謝安正和客人下圍棋，謝安看完捷報后不露聲色，繼續下棋。當下完棋后過門坎時，因為高興，不覺得把木板鞋的釘齒也撞斷了。

當時除王、謝世家以外，還有不少人喜愛圍棋。如王坦之、支道林、羊曇、祖納、江彪、袁羌、盧循等，都愛好圍棋。祖納是“聞雞起舞”、誓欲收復中原的祖逖之兄，《晉書》說他“好弈棋”。祖納說自己愛棋的原因是“我亦忘憂耳”。后來南宋時的著名棋譜《忘憂清樂集》中的“忘憂”二字，就來源于此。據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記載，王導作丞相時曾召陳留少年江彪下棋，江彪以后當了尚書左仆射，他的棋藝和王恬同為第一品。袁羌在建康(今南京)與人對局時，殷仲堪問他《易經》的義理，袁“應答如流，圍棋不輟”。盧循“善草隸弈棋之藝”，他曾當過廣州刺史，大約當時廣東一帶也有了圍棋活動。

東晉以后，中國繼續出現南北分裂的局面，史稱“南北朝”。在這段時期內，圍棋盛況空前。兩晉以來，漢族人民大量南遷，江南迅速開發;北方也逐漸安定，南北方的經濟都有新的發展，給圍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圍棋在當時被人們當作格調高尚的“雅戲”。

南北朝的皇帝中有不少人對圍棋有很深的癖愛。南朝宋文帝劉義隆酷愛圍棋，他不僅在宮廷內下棋，而且派遣著名棋手褚思莊到外郡對局，制成棋譜后回來復局;他又和羊玄保賭棋，羊取勝后被任命為宣城太守;他還以圍棋作贈品，賜給臣下何承天。宋明帝劉或棋藝甚差，“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以為第三品”，并常與當時第一品王抗賭戲，“好之愈篤”。齊高帝蕭道成下圍棋時“累局不倦”。梁簡文帝蕭綱“著《棋品》五卷”，并在圍棋史上第一次確立了“品棋”制度。

“品棋”就是評定棋藝、確定棋藝水平的高低。南朝曾先后“品棋”3次。第一次是在齊武帝蕭賾時。《南史·蕭惠基傳》說：“永明(483～493)中，敕使抗(王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這次品棋的具體情況，史籍中沒有詳細的記載。第二次是在梁武帝天監(502～519)年間。《梁書·柳惲傳》說：“惲善弈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劣。”《南史·柳元景傳》說：“梁武帝好弈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三卷。”這次品棋是通過品定棋譜來實現的。第三次是在大同(535～545)末年。《南史·陸曉慧傳》說：“大同末，(陸)云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異以下并集。”這次是對過去已定的棋品作了校定工作。從第一次“品棋”到第三次“校定棋品”，相隔約半個世紀。所謂“格”和“棋品”，都是指圍棋技藝的等級。當時的圍棋等級是效法曹魏以來職官胥吏的“九品中正制”，由高到低分為九品。曹魏邯鄲淳的《藝經》和北宋張擬的《棋經十三篇》講到九品時，對其中的每一品都給了一個專名：“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棋經十三篇》還說：“九品之外，不可勝計，未能入格，今不復云。”從有等級的“登格者”達278人來看，當時經過品定而沒有登格的人以及“未能入格”而沒有品定資格的人，一定還有一大批。這充分說明了南朝圍棋風行的盛況。

與此同時在少數民族統治的北方也有圍棋高手。北魏孝文帝元宏曾派李彪到南齊通使，隨行人員中有個范寧兒，通使期間與“江南上品”王抗對弈，結果取勝。北齊王子沖，“善棋通神”，和“畫圣”楊子華號為“二絕”。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期間出現了專門的圍棋機構。據《南史·王諶傳》記載：“(南朝宋)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宋明帝設立的“圍棋州邑”，不是指一級地方行政機構，而是主管圍棋活動的專業機構，其任務是職掌會棋者的選舉、推薦，棋譜的搜集、整理，這是中國最早設立的圍棋機構。

隋、唐時代，圍棋在宮廷和士大夫中間繼續流行，并隨著文化的輸出而傳往朝鮮、日本等地。《舊唐書·裴寂傳》中記載，唐高祖李淵在山西太原時經常下圍棋，“至于通宵連日，情忘厭倦”。初唐時期的著名文學家王勃也喜愛圍棋，據說他聰明過人，每下4 子可成詩1首。至開元、天寶(713～755)年間，許多在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都與圍棋有關，足見圍棋在當時流行的盛況。據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有一次唐玄宗和大臣哥舒翰下棋，楊貴妃帶著一只西域康居國送來的獅子狗在一旁觀戰，她看出唐玄宗就要輸掉幾子，于是馬上讓小狗把棋局攪亂，玄宗因此非常高興。張說是當時著名的文人，曾奉命修撰國史。一次玄宗和張說一起看下圍棋，召來一個7歲兒童李泌，要他賦方圓動靜以試其聰明。張說以圍棋為例說：“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李泌立即回答：“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玄宗驚為神童。當時著名的高僧一行曾在張說的住宅里觀看棋待詔王積薪下棋，一行本不會下棋，看完一局后，棋藝竟然達到王積薪那樣的水平，還對張說講：“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皆為國手。”

唐代建立了棋待詔制度，開始由官方設置專業棋手，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圍棋事業的發展。據《新唐書·百官志》記載，唐朝宮廷的“萬林內教坊”設有博士18人，其中經學5人，史子集綴文3人，楷書2人，莊老、太一、篆書、律令、吟詠、飛白、算書、棋各1人，其任務是“掌教宮人”。又據《舊唐書·職官志》記載，“中書省”下的“翰林院”設有待詔，以備皇帝召用，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弈”。“棋博士”和“棋待詔”都是專業棋手。棋待詔要隨時聽候皇帝的召見，直接接受皇帝的檢查。棋博上教宮人下棋的情況，也會間接受皇帝的檢查。這就要求棋博士和棋待詔搜集古代和當代的對局譜、理論著作，并且刻苦鉆研，提高理論和實踐水平。王積薪是唐玄宗時最著名的棋待詔，他著有《棋訣》3卷、《金谷園九局圖》1卷、《鳳池圖》1卷，可惜這些書都已失傳。王積薪的棋藝水平非常高超，他經常和唐玄宗、張說等名流下棋，在當時的名氣很大。除王積薪外，中、晚唐時期的王叔文、顧師言、滑能等人，也都是唐代著名的棋待詔。

唐朝的圍棋理論除著名棋手所留著作外，還有廣為流傳的《圍棋十訣》，它的作者現已無從稽考，內容精辟，簡潔易記，對普及圍棋技藝理論意義重大。《圍棋十訣》說：“不得貪勝，入界宜緩，攻彼顧我，棄子爭先，舍小救大，逢名須棄，慎勿輕速，動須相應，彼強自保，勢孤取和。”概括了奕棋戰略、戰術以及棋手應具備的心理素養，被以后棋手奉為金科玉律。

北宋和南宋時代繼續實行棋待詔制度。當時最著名的棋待詔是劉仲甫和李逸民。

劉仲甫(生卒年不詳)，字甫之，江南人。據宋代何薳《春渚紀聞》記載，北宋紹圣(1094～1098)初年，在當時士大夫中頗有名氣的圍棋高手祝不疑到了京師，“為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棋集，劉仲甫在焉。”可見當時劉仲甫已成國手。他在考棋待詔之前，為了檢驗自己的棋藝，到了北宋的大都會錢塘(今杭州)，先了解當地高手對局的情況，然后懸出“江南棋客劉仲甫奉饒天下棋先”的旗幟，和當地眾多高手對局，十多天連連獲勝，最后他又對各盤對局作了深刻分析，使當地高手們信服他棋藝的高超。《忘憂清樂集》中有劉仲甫的3局對局譜。一局題為《成都府四仙子圖》，是當時名手楊中和、孫侁、王玨和劉仲甫下的聯棋，這是中國最早的聯棋記錄;一局題為《遇仙圖》，傳說是劉仲甫遇驪山媼弈棋局面圖，實際上可能是劉和某人對局的記錄;一局題為《長生圖》，是劉仲甫饒王玨黑先的一局棋。這幾局對譜代表了當時的棋藝水平。劉仲甫著有《棋訣》1篇，分為布置、侵凌、用戰、取舍4大段，認為“布置棋之先務，如兵之先陣而后敵也。”并提出“應援相接”、“慎守封疆”、“以實擊虛”、“棄子取勢”等戰術原則。《棋訣》比劉仲甫所熟悉的《棋經十三篇》晚出四、五十年。與《棋經十三篇》相比較，《棋訣》的篇幅和內容都更為簡略，但其中一些論述有獨到之處。

北宋棋待詔的選拔，實行“薦補”和“補試”的辦法，就是說要經過推薦或考試、或推薦與考試同時使用的辦法。北宋時在汴梁(今河南開封)、錢塘等大城市有“棋會”，棋藝愛好者可以自由到場參觀對局。

南宋初期，棋待詔李逸民在匯集以往和當時的棋藝理論著作與棋譜的基礎上重新編訂《忘憂清樂集》一書。書中收錄的主要內容包括：①張擬的《棋經十三篇》、劉仲甫的《棋訣》、張靖的《論棋訣要雜說》;②《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圖284)等古譜3局;③當代國手孫侁、郭范、李百祥、劉仲甫、王玨、晉士明、朱逸民等的對局譜10局;④傳說晉代王質入山采樵遇神仙弈棋的對局譜《爛何圖》和唐代王積薪的《一子解兩征圖》;⑤空花角圖、立仁角圖、背綽角圖等局部的棋勢，其中最多的一種有35變;⑥以平上去入四字定角和從一至十的順位計數的識圖法;⑦有名稱的死活棋勢，如高祖解滎陽勢、二將破關勢、幽玄勢等37個。本書保存了大量北宋以前至北宋時期的棋譜、棋勢和棋論，這些內容都是古代棋手的經驗總結，特別是像《棋經十三篇》中所提出的“立二可以拆三”、“寧輸一子，勿失一先”、“意在子先”、“無害于他棋則做劫”、“邊不如角、角不如腹”、“直行三則改”、“角盤曲四、局終乃亡”等經驗之談，至今仍是圍棋理論的重要內容，因而本書在后代一直被奉為中國古代棋藝的寶貴經典。

南宋高宗至孝宗(1127～1189)時，著名的棋待詔有趙鄂等人。據宋王明清的《揮麈錄》記載，沈之才作棋待詔時，宋高宗趙構在一次對局中對他說：“切須仔細。”沈馬上用《尚書》中的一句話回答：“念茲在茲。”意思是說記住了。趙構大發雷霆說，你這個搞技藝的家伙怎么敢在我面前引經據典呢! 于是命令內侍打沈20竹篦。由此可見當時棋待詔的社會地位。

元代在蒙古族的統治下，廣大漢族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圍棋隨著知識分子的落魄而流傳到社會下層。在元朝宮廷內，少數漢族官員仍向異族統治者推薦圍棋的優點。如當時的著名學者虞集(1272～1348)就是一位圍棋愛好者，并曾為《玄玄棋經》作序;他曾和元文宗談論過圍棋，并說“先皇帝以萬機之暇，游衍群藝，詔國師以名弈，侍御子左右。”《玄玄棋經》的出現是元代圍棋發展中的重大事件。本書原名《玄玄集》，取《老子》中“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之句以命名;又因書的開頭有張擬《棋經十三篇》，所以又被稱為《玄玄棋經》。作者為廬陵(今江西吉安)嚴德甫、晏天章2人。書中共分禮、樂、射、御、書、數6卷，主要內容包括：①收錄張擬的《棋經十三篇》、班固的《弈旨》、劉仲甫的《棋訣》等理論著作;②棋盤路圖、起手圖、起手法以及直三、曲四、花聚五、神芝六、金圭七等死活的基本圖形;③卷簾式、蓮花角、倒垂蓮等邊角定式;④全書的后三卷有各種死活棋式378型。到了15世紀初明成祖朱棣下令編纂《永樂大典》時，圍棋傳本只有兩本，其一即為《玄玄棋經》，另一本不詳。現在所見古譜《忘憂清樂集》是在清代嘉慶七年(1802)黃丕烈得宋刻本以后才廣為流傳的。因此，從元、明直到清中葉的400多年當中，廣為流傳的古譜只有《玄玄棋經》一部，它在元代及元代以后幾百年的圍棋史中曾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明代的圍棋活動開展得更為廣泛。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先后當過宰輔的劉伯溫、李東陽、楊一清、喬宇等都酷愛圍棋。座落在今日南京莫愁湖公園內的“勝棋樓”，據說就是朱元璋弈棋輸給開國元勛徐達的。皇帝、宰輔以外，官吏、文士以及社會各階層喜愛圍棋的人大為增加。著名文人唐伯虎、吳承恩、謝肇淛、湯顯祖、凌濛初等都是圍棋愛好者。明代刻本《居家必備》中還選有《棋經十三篇》，可見圍棋在當時已經以文化教育的方式普及于世了。

明代知名的棋手屢見于各種筆記和典籍。近人李耀東的《中國圍棋史》，根據明代馮元仲的《弈旦評》和王世貞的《弈旨》等材料，匯集明末國手過百齡以前的知名棋手35人。其中相子先、樓得達活躍于明初，明成祖曾把他們“驛召至京”，在御前對局。明朝中期的棋手分為永嘉派和新安派。《弈旨》說，永嘉派的鮑一中“如淮陰侯，有摶沙之巧”;新安派的程汝亮是“諸葛修不破之法”;京師派的李釜是“武安君橫壓卵之威”;顏倫是“孫吳挾必勝之算”。明末棋手中，知名的有朱玉亭、蘇具瞻、程白水、林符卿等人。在這些人當中，林符卿晚出，“為諸人冠”，但他為人也很狷狂。《弈旦評》記述林符卿對馮元仲說：“四海之內，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非徒勝我者不可得，即論敵手、俱無其人。吾不取法于人與譜，而法棋枰為師。即神仙復出，自三子而上，不敢多讓矣。”當過百齡一出現，林符卿這番狂妄自大的話立即成為人們的笑柄。

過百齡(又作伯齡、柏齡)名文年，江蘇無錫人，生卒年不詳，其主要的活動年代大約在明萬歷十五年(1587)至清順治十五年(1658)之間。《無錫縣志》記載他的事跡說他“以善弈游京師，名籍甚。于是天下高手筑壁壘而攻之者無遠不至。文年開關延敵，莫敢仰視者，遂群奉為國手。自是十年，天下言弈者以無錫過柏齡為宗。”他的著作有《官子譜》、《三子譜》和《四子譜》，陸玄宇父子所輯的明代名譜《仙機武庫》一書也是由過氏筆削主裁的。《四子譜》是他的代表作。譜中按起手法分類，計分鎮神頭61變、倚蓋178變、大壓梁110變、六四起手30變、七三起手57變。其中的解說，或概括論述，或說明某式宜于讓子或對子，提示明確。《四子譜》問世以后，在清代的200多年間一直受到重視。過百齡改變了對局起手常用的鎮神頭、金井欄、大小鐵網等套路，開始采用倚蓋起手，對棋藝進行新的探索，取得壓倒群雄的戰果。過百齡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圍棋技藝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到了清代，圍棋在以往幾百年醞釀準備的基礎上開始形成突飛猛進的局面。自明末過百齡崛起稱雄以來，圍棋技藝日趨精進。從明末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到清代康熙(1662～1722)初年的50年間，棋壇名手輩出，如盛大有、汪漢年、周東侯、周懶予、季心雪、吳孔祚、姚吁孺、李元兆、何暗公等，其中以周懶予、周東侯和汪漢年的造詣較高。一時間群雄并起，稱霸爭先，因而有人把這一期間的圍棋史比作戰國爭雄的時代。繼此之后有黃龍士異軍突起，征服群雄而一統天下。

黃龍士(1651～?)名虬，又名霞，字月天，邗江(今江蘇泰縣)人。他的事跡中有3件事與當時的圍棋發展有密切關系。一是他與盛大有的對局和擊敗諸名手。當時國手中最負盛譽的是和過百齡齊名的盛大有。黃龍士18歲時與70老翁盛大有對弈7局，連戰皆勝;當時的名手如何暗公、婁子恒、卞邠原、汪天遠、蘇揆之、凌元煥、張繼芳、謝友玉、程仲容、張呂陳、王有性等也先后敗在他的手下，只有周東侯和徐星友還能勉強與之抗衡。于是黃龍士一躍而成為赫赫有名的國手。二是他和徐星友下出了棋局“血淚篇”。徐在當時已是二流棋手，而黃龍士卻故意讓他3子，于是“其間各竭心思，新奇突兀，乃前古所未有。十局終后，徐遂成國弈。可見心機愈逼愈妙，抑之者正以成之也”(《黃龍士先生棋譜·受子譜凡例》)。三是他被尊為“棋圣”。當時的著名學者閻若璩把名望高、品德好、學問造詣深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稱為“十四圣人”，黃龍士也被列入其中，足見他本人和圍棋受推崇的程度。

徐星友，名遠，錢塘人，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在康熙年間(1662～1722)。他是黃龍士逝世以后直到梁、程、范、施四大家稱霸弈壇之前三、四十年間的著名國手。他學棋很刻苦，據說曾3年不下樓。黃龍士是他的老師，最初讓徐4子，徐達到讓2子水平后，黃故意讓3子下了10局，被稱為“血淚篇”，徐遂成為國手。《杭州府志》說：“黃龍士以弈擅長，遠(即徐星友)晚出，與之齊名。游京師，朱邸多招致之。高麗使者自矜其弈無偶，遠與對局，連勝之，由是名益著。”以后，徐在京師遇見晚輩程蘭如，為程所敗，遂南歸，集中精力著述《兼山堂弈譜》。《兼山堂弈譜》是明代弈譜數量增多以來的一部佳作，它對當時棋藝發展的戰果作了很好的小結。其中精選了明末清初的國手過百齡、周懶予、周東侯、汪漢年、盛大有、黃龍士、姚吁孺、何暗公、徐星友等人的代表作62局，每局都有評注。不僅詳細評論了若干著的得失，還指出了當時某些著法的源流，最后還作了局終總結。這些評注，不僅評棋，還評人和他的風格;不僅評人，還對已有的棋譜進行評述。

清初繼黃龍士、徐星友后，著名圍棋國手有梁魏今和程蘭如。梁魏今(一作會京)，山陽(今江蘇淮安)人。程蘭如，名天桂，安徽歙縣人，又是象棋國手。傳說徐星友年老時，與程蘭如相遇，在京師共弈10局，因為得到眾高手的暗中幫助，程氏大勝，因而成名。梁、程2人成名于康熙后期，極盛于雍正(1723～1735)年間及乾隆(1736～1795)初期，在清代弈家中有很高的威望。

范西屏、施襄夏登上歷史舞臺后，梁、程的地位實際上被取代。從此，中國弈壇就為同是浙江海寧人的兩位棋圣稱雄40多年。

范西屏(1709～約1769)，名世勛，自幼學棋，16歲時已有國手之稱，后隨老師俞長候到江蘇松江、太倉等地以弈會友，教授棋藝。45歲以后住在名手匯集的揚州。施紹闇(1710～1770)，字襄夏，別號定庵。先后就學于張良臣、俞長候。12歲時和范西屏分先。少年時曾與前輩國手徐星友對局。他從與徐星友的對局及徐氏所著《兼山堂弈譜》中獲益甚多。青年時受到國手梁魏今和程蘭如的輔導，3年以后棋藝大進，成為國手。43歲時客居揚州。

范、施2人雖然是同鄉同學，但他們成為國手后互相對局的記載不多。現在流傳有范西屏31歲、施定庵30歲時在浙江平湖(別稱當湖)的13對局，現存11譜。氣勢磅礴、殺法精緊的“當湖十局”即由此得名。他們2人的棋藝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又各擅其妙，難分高下，成為座子棋時代的兩座最高峰。據說范西屏在揚州時，有一次和號稱“鐵頭”的胡肇麟下2子局，下到中盤時，胡感到形勢不妙，推說身體不好，暫請休息，并馬上派人帶上棋譜去請教施定庵，然后按照施的指點繼續對局。范西屏立即察覺，對胡開玩笑說：“定庵人還未到，他的棋竟然先到了。”說明只有施定庵才能和他相抗衡。范西屏編著有《桃花泉棋譜》，施定庵編著有《弈理指歸》，而《弈理指歸續編》則是兩位同時代高手合著的棋書。

《桃花泉棋譜》和《弈理指歸》對后世影響甚為深遠。書中一些總結圍棋戰術經驗的歌訣，如“兩番收腹成猶小，七子沿邊活世輸”，“兩處有情方可斷，三方無應莫存孤”，“精華已竭多堪棄，勞逸攸關少亦圖”等，至今仍為不少圍棋愛好者所傳誦。

范、施以后直到清末，相繼稱雄于弈壇的有釋秋航、潘星鑒、申立功、任渭南、金秋林、楚桐隱、李湛源、周星垣、董六泉、徐耀文、周小松、陳子仙等人。

辛亥革命以后，江耘豐、顧水如、張澹如、吳祥麟、范楚卿、姜鳴皋、唐善初、劉棣懷、過旭初、過惕生、吳清源、王子晏、陶審安、崔云趾、金亞賢、雷溥華、王幼宸、魏海鴻、汪振雄等，陸續崛起于北京、上海的棋壇。其中以陳子仙、周小松和吳清源為清末至民國初年棋壇的代表人物。

陳子仙，名毓性，浙江海寧人。少年時已成為知名國手，曾隨其父到江蘇常州和國手董六泉對局，當時董已年逾花甲，須發盡白，而陳尚以紅絲飾發，一紅一白，相映成趣，一時傳為弈壇佳話。

周小松名鼎，江蘇江都人。江都屬揚州，是棋風很盛的地區。周從小受到熏陶，18歲時向儀征前輩國手釋秋航學棋，對弈100多局，棋藝大長。以后又和到揚州來的老國手李湛源對局，受到很高的評價。21歲時已成為著名國手。周小松輯有《餐菊齋棋評》，收集當時人的對局棋譜27局，每局都有詳細評述。

吳清源(1914～ )，名泉，福建閩侯人。其父吳毅曾在日本留學，向日本著名棋手中川龜三郎學棋，以后遷居北京。吳清源8歲起開始學棋，后拜青年名手顧水如為師，經常在北京西單海豐軒茶館和當時名手汪耘豐、顧水如、劉棣懷、雷溥華等對弈。曾經與酷愛圍棋的段祺瑞對局，并得到段的資助。1926年，日本棋手巖本熏等人來華，分別和吳對弈。日本棋手回國后，日本棋界元老瀨越憲作發表文章盛贊吳的棋藝。因此，日本棋界人士熱切希望他到日本留學。1928年吳清源到了日本，后勤學苦練，棋藝水平提高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吳清源和日本的高段棋手對局，取得了27勝、7負、3和的優異成績。1950年，日本棋院正式授予他九段棋手的稱號。以后他在日本棋壇連續稱雄30年，被譽為“昭和棋界之王”。

中國近代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的壓迫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國破家殘、民不聊生，圍棋事業也呈現為一蹶不振、冷落衰退的景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政府先后制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促進了圍棋的振興、繁榮和發展。目前，全國圍棋愛好者有1 000余萬人，專業棋手300余人。40年來涌現出陳祖德、吳淞笙、聶衛平等一大批名手。在數次中日圍棋擂臺賽中，中方取得優異成績，中國圍棋已經告別昔日“春風送香四野，墻內獨自凋零”的景況，重新成為世界圍棋強國。

目前，圍棋已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普及。在亞洲，日本、南朝鮮實力雄厚，與中國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圍棋在歐美一些國家和地區也產生了日益廣泛的影響。圍棋以自己獨特的魅力吸引著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多的愛好者，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現象，促進了各國人民的友誼，增進了不同文化的彼此了解和交融。

圍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形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緊緊地聯在一起，與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息息相關。其中蘊含著中國文化獨特的哲理和審美情趣。圍棋的產生、發展和變遷，顯示著中華民族對自身和自然界的和諧的執著追求。自“天人合一”的古道，至現代社會生態平衡的新論，都能從圍棋中尋出共通的脈絡。

圍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的意義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棋藝游戲的范圍，它實際上已成為人們圍繞著這種智能活動所創造的相應的思維方式、道德規范、技藝規則、人際關系以及社會文化氛圍的集中體現。圍棋作為一種符號，她的背后是積淀在中華民族血液中的傳統文化的精髓。

圍棋是中國古代陰陽學說哲學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方式。圍棋的變化是玄妙萬端的，黑白子之所以能在棋局上演示出種種玄機，是因為圍棋棋具本身以古代揭示事物變化的陰陽學說為基礎。可以說，圍棋的棋理本身就是中國古代哲學智慧的表現。黑白棋子是陰陽二氣的載體，棋路縱橫是陰陽二氣的通道，棋盤上可見古代天文地理的基本觀念。如果把棋盤看作空間坐標，圍棋就如同模擬陰陽二氣變化的三維坐標。開局過程中，黑白子在棋盤上9個星位的布子也象征著陰陽二氣在廓大的時空坐標上運行，絪缊騰挪，冷熱寒暑錯落，逐漸融合、變化、發展。

圍棋體現了古代對無窮變化的形象性、定量化模擬。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圍棋路數的變化作過計算，指出：“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自后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局數。”沈括運用數學的排列組合理論和指數運算法則計算，指出兩人對弈時，棋盤上每一個交叉點都可能有黑子、白子或無子三種狀態，一個交叉點有三種可能，兩個交叉點有3²個可能，依此類推361個交叉點就有3361個可能。沈括說：“大約連書‘萬’字四十三，即局之大數。”現代數學表述圍棋變化概數的寫法是：173位數的正整數，即1×10172。這一數字是驚人的天文數字。唐代馮贄在《云仙雜記》中說：“人能盡數天星，則遍知棋勢”;北宋張擬的《棋經》中也說：“自古及今，弈者無同局”。所以說圍棋的變化已經超越了時間，古人說得好：“圍棋千古無同局”。圍棋所模擬的變化是陰陽二氣的變化，它與《易經》中的《變易》思想有著共通之處，旨在表現事物的運動和相互依存、相互轉化。一局棋黑白二子(月亮和太陽的象征)代表陰陽二氣，雙方的落子過程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有著理論上的聯系。“太極”好像是雙方準備行棋;“兩儀”象征著雙方落下第一顆黑白棋子;“四象”仿佛是四角定式的展開;“八卦”如同布局，以后的中盤打入、扭殺和收官各個階段，恰似六十四卦的不斷繁衍。所以說圍棋是陰陽二氣在四方八位不同組合變化的二維平面描述圖。八卦可演生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以變爻可推演出更多的陰陽組合，圍棋棋局黑白子的組合也是如此。

圍棋確切、細膩地展示了中華民族辯證思想和邏輯思辨的水平。圍棋是智慧的較量，是思辨能力的抗衡。圍棋對自然變化進行抽象的模擬，處處包含著矛盾、變化，因而必須用邏輯推理和辯證思維來把握。弈棋雙方通過棋子來檢驗對方的思辯水平和棋力，這也是一種尋求黑白子均衡的較量。行棋落子中黑白雙方先各據邊角，逐漸交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黑白兩種力量的抗衡從“太極圖”(圖285)中可以得到許多啟示。陰陽雙方似乎是對稱的，但對稱不是靜止，它暗示永恒的運動，每當陰陽任何一方勢力達到自身極端時，就孕育著對立勢力的因子，預示著向對方的轉化。布子行棋，定式和大場的選擇，形勢判斷，中盤著點的選擇，官子的計算，矛盾和變化，都是靠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來正確處理。一局棋從始至終，都存在著死活、先后、虛實、輕重、攻防、緩急、取舍、大小、勞逸、厚薄等錯綜復雜的矛盾。掌握圍棋的規律，運用辯證的思考，融會整體戰略的氣魄，方能駕馭棋局中的瞬息萬變。違背棋理，心存僥幸，思緒混亂，必遭敗績。圍棋也離不開藝術思維。每個棋手都有自己的棋路、特點。只有把高超的邏輯思維和獨具風格的藝術思維有機地聯在一起，才能對棋局作出美妙的創造。圍棋的思維藝術，是邏輯思維和藝術思維相結合的特種思維藝術。

圍棋具有特殊的文化品味和審美情趣。每當兩位好友坐定入靜，銜子行棋之時，他們都會感到擺脫了世間雜念、煩惱，進入一片寧靜的天地，雙方每落一子，似乎都是在傾心與對手交談，期待對方高妙的回應，共同營造一種境界。圍棋強調棋理、人生與自然的契合，它把人引入“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境界，使人從中得到深刻的對宇宙人生奧妙的了悟。

圍棋還以科學與藝術相融合的形式，展示宇宙問多種美的規律，盤方子圓，局列經緯、疏密相間，白子如帛，黑子透碧。對局中超然物外，高雅圣潔伴隨著悠然的恬靜，在布子行棋的高低錯落之間追求藝術的完美。對局雙方雖坐視不語，但各自的性格、品行、思維、追求都在棋盤上表露無遺。性情急躁，則行棋魯莽，算路不深;品行不正，則行棋時有過分、貪吝畢現;追求不高，則缺乏弈趣、平庸無奇;思維無序，則有亂章法、漏洞百出。圍棋正是在這種默默的“手談”中陶冶了人們的秉性，使人們的精神境界得到升華。

圍棋的棋理與軍事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系。歷史上許多大軍事家，同時也是圍棋高手。一盤對局同一場戰役有著驚人的相似。隨著對局的深入，雙方在全局和各個局部開始陰陽對抗，時而有恢弘磅礴的氣勢，力鼎千鈞;時而有扎實堅毅的韌性，步步為營;時而攻城掠地，殺機畢現;時而天馬行空，了無痕跡。變幻莫測的開盤布局，“寧失數子，不失一先”的爭先意識，你死我活的中盤絞殺，自始至終尋求均衡的大局觀，大開大合的轉換以及細微的收官計算，每落一子，滿盤皆動。

千百年來，圍棋又是文人墨客所關注的“雅事”。她與各歷史時期的文化氛圍交融在一起。歷朝歷代，相繼涌現出大量吟詠圍棋的詩詞歌賦，書法繪畫，用形象生動的方式刻畫圍棋的玄妙、高雅，烘托出圍棋文化的特殊美感。圍棋與琴、書、畫等其他古代藝術門類相通相聯，從而獲得了更為頑強的生命力。

從人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一些文化形態有自己興盛、衰敗、消亡的歷史。中國古代有許多流行一時的游藝形式，例如格五、六博、雙陸、蹙融、長行、夾食等等，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消亡絕跡。而某些文化形態卻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長久不衰，圍棋就是這樣一種文化形態。她與當代的文學、藝術、科技、軍事、體育、教育、智力開發、品性涵養等密切聯系在一起，成為現代文化的一部分。

目前，隨著現代社會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的高速發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現代化游戲形式。面對這一勢態，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形式受到挑戰。因為時代特性，節奏緩慢或表現單一的弱點和欣賞情趣的變化，一些傳統文化形式出現了衰退的危機。然而圍棋卻能打破時代、地域、膚色、語言、風俗習慣的界限，在現代文化生活選擇多樣性的嚴重挑戰面前，在中國乃至世界許多地區獲廣泛傳播，并不斷獲得新的發展。究其底蘊，圍棋如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一樣，她的真諦在于關切宇宙、自然和人類生命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