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義是與批判現實主義有著淵源關系的一個文學流派。在實證主義哲學基礎上產生的自然主義文學，最早出現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法國。隨后，在英國、德國、比利時、意大利等，逐漸流行開來，一些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也深受其影響。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國著名作家左拉(1840—1902)、龔古爾兄弟等。

一八五七年，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泰納(1828—1893)，在一篇論述巴爾扎克的文章中，最先將“自然主義”這個哲學用語。運用在文學理論中，提出了自然主義文學。泰納根據孔德的實證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認為精神科學，文藝研究，與自然科學在方法上是類似的，因此，文學上的自然主義，必須按照科學的方法描寫生活。同時還認為文學創作和它的發展，決定于種族(包含遺傳因素)、環境(包含地理因素)、時代(包含文化因素)三種力量。泰納的這些觀點，對法國自然主義文學有著重大影響。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法國作家愛德蒙·龔古爾(1822—1896)和于勒·龔古爾(1830—1870)兄弟兩人，不僅具體地提出了關于自然主義文學的創作主張，而且兩人合作寫出了《列萊·莫伯蘭》、《日爾米尼·拉賽德》和《馬奈特·薩洛蒙》等長篇自然主義小說。他們主張用嚴格的科學態度去觀察和描寫處于社會下層被壓迫的人民生活，并希望通過這種對下層階級的真實描寫，能使人的“神經為之顫抖，心為之流血”。但他們大都從心理學、病理學觀點分析人物的精神狀態，而忽視了社會的階級矛盾。例如《日爾米尼·拉賽德》這部小說，雖然寫了一個女仆的悲慘命運，但它著重刻劃了她在愛情上的狂熱和病態心理。所以左拉稱之為：一部“神經狂熱和病態的作品”。龔古爾兄弟文學主張的提出，以及三部小說的問世，表明了自然主義文學已開始出現于法國文壇。

左拉在泰納的實驗主義美學、貝爾納的遺傳學和龔古爾兄弟的自然主義文學主張的影響下，積極從事自然主義創作理論的探討。一八六六年，青年左拉在對當時巴黎畫展所寫的評論中，就提出了“應該按照自然的本來面貌來觀察自然”的文學主張，并給自然主義小說下了這樣的定義：“小說就是一本精神思想的解剖學，記述人的事件的專集，情欲的實驗哲學小說藉著近似真實的行動，達到描寫真實中的人物和自然的目的。”他在為長篇小說《蒂萊沙·拉康》所寫的“序言”里，在《實驗小說》、《戲劇上的自然主義》等論文中，對自然主義原則作了明確的闡述，并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些原則。

首先，自然主義強調尊重客觀事實，直接反映現實生活。但著重描寫現實生活的個別現象和瑣碎細節，追求事物的外在真實，忽視對生活現象的分析、概括和社會現實的本質方面。左拉認為，自然主義就是“回到自然和人”，是“從人生的真源來認識人”，主張作家對人類生活要進行“直接的觀察”和“精確的解剖”，對客觀事物“要按照原樣加以分析”，并且如實地冷靜地進行描寫。自然主義否定現實主義的典型化原則，主張“純客觀”、“超政治”地反映現實。左拉提出：“我看見什么，我說出來，我一句一句地記錄下來，僅限于此，道德教訓，我留給道德家去做”。他拒絕創作上的夸張、渲染和理想化，認為“自然主義小說不插手于對現實的增、刪，也不服從一個先入觀念的需要，從一塊整布上再制成一件東西。自然就是我們的全部需要——我們就從這個觀念開始；必須如實地接受自然，不從任何一點來變化它或削減它；它是足夠美麗和偉大來提供一個開端、一個中間部分和一個結尾。”(左拉《戲劇上的自然主義》)因此，左拉要求作家應該是一個“單純的事實記錄者”，“一個純粹的自然主義者”。從這方面說，自然主義作家往往缺乏遠大目光和積極理想，在觀察和反映生活時，常常局限于一些表面的、局部的真實，而看不到真正典型的、本質的東西。

其次，篤信實證哲學，提倡實驗小說，主張在文學創作中運用遺傳學、臨床病理學原理表現人的生物本能。左拉提出自然主義小說家應當根據當代實驗醫學、生理學、心理學和遺傳學等科學知識，運用實證主義方法，去理解人和表現人。他在《實驗小說》一文中說：“小說家是一位觀察家，同時是一位實驗家，觀察家的他把已經觀察到的事實原樣擺出來，提出出發點，展示一個具體的環境，讓人物在那里活動，事件在那里發展。接著實驗家出現了，并介紹一套實驗，那就是說，要在某一故事中安排若干人物的活動，從而顯示出若干事實的繼續之所以如此，乃是符合了決定論在檢驗現象時所要求的那些條件的。”左拉主張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生活，用生理原因來解釋人的行為，表現人的生物本能，認為人只能消極地受生活環境的支配。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錢》等二十部長篇小說所組成的巨著《盧貢——馬卡爾家族》，雖然也寫了下層人民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現象，但無視社會發展規律，抹煞了人的階級性。例如《小酒店》雖然描寫了勞動人民的貧困，但卻把小主人公的酗酒、貧困，以及最后悲慘地死去，看成是遺傳的因素，根本抹煞了經濟和社會的原因。左拉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戴萊紫·拉甘》，實際上是對于生理學上的一種病態的研究，難怪有的文藝批評家曾作過這樣的分析比較：“高乃依只認得理性，拉辛只知道心靈，左拉卻想深入到本能的神秘的深處，下降到情欲的最深根源里去。……別的小說家從來沒有寫過的東西，左拉找到了，他把它們血淋淋地投到讀者的眼前。”

左拉的自然主義理論和自然主義小說，對近代法國文學和歐洲文壇產生了深刻影響。一些著名作家，如法國的莫泊桑、都德和巴比倫，揶威的易卜生，德國的霍普特曼等，都曾贊同和運用過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德國還形成了以史拉夫和霍爾茨為代表的“徹底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他們在德國《社會》雜志上，大力宣傳自然主義文學主張，認為左拉，易卜生都是偉大的自然主義者，只有運用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才能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當時，在德國《自由舞臺》上，還演出了易卜生的《群鬼》和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轟動了德國整個文壇。

自然主義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同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大文學流派一樣，都有著自己的長處和短處，都有著自己的時代特征和階級局限性。但人們對它的評價，就不象對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看法那么一致。贊同者有之，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和德國文藝界對自然主義的評價，更是議論紛紜，毀譽不一。有的斥之為“潰爛的文學”、“傷風敗俗的文學。”一些資產階級批評家將自然主義的大師左拉指控為“象羅馬暴君尼羅那樣憎恨人民”，把左拉的文學作品說成是“令人作嘔”，“有傷風化”。在德國，霍普特曼發表《日出之前》，遭到了圍攻，有的罵他為“蠢豬”、“妓院作家”，有的甚至宣稱：“作者其人生有一副明擺著的犯罪的兇相，這號人只能寫出叛亂的同時也是骯臟的劇本”。

在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文壇，對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評價，同樣存在嚴重分歧。有的評論家認為：“自然主義是徹頭徹尾的頹廢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文化腐朽的明白表現”。有的還認為：“自然主義破壞形象”，“不能揭示現象的本質、關系和規律”，“以攝影、記錄、抄寫等代替藝術”，“它虛偽地以藝術不干涉社會生活的呼號來掩飾它的反動內容”。尤其在日丹諾夫等人左傾教條主義文藝思想的支配下，自然主義曾被宣布為“對社會主義充滿了敵意的不可調和的敵人”。而有的評論家卻持相反的態度，比如盧那察爾斯基在指出自然主義作家們的缺陷和不足的同時，對其長處也進行了肯定。他不僅贊揚了左拉的巨大才能、誠實的態度和鮮明的文筆，而且充分肯定了左拉和霍普特曼對科學性的追求，忠實于現實，向往正義，傾向進步等。

我們認為，自然主義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它產生在浪漫主義思潮之后，把作家的注意力引向現實，特別描寫下層人民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丑惡現象，對世界文學的發展有著深刻影響，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這種相似的、對生活不加提煉的自然主義的表現手段，只能對生活作出片面的、畸形的、庸俗的描寫，其結果，只能是對現實的歪曲和丑化。這是不足取的。總之，正如高爾基所說：“……我們不能把作為描寫現實的方法的‘自然主義’稱為‘反革命的’方法，但我卻自信地認為這種方法是不忠實的，與我們現實不相吻合的，而且是歪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