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狐裘黃黃。狐皮袍子亮黃黃。

其容不改，他們的容貌不改常態(tài)，

出言有章。吐出的言語又像文章。

行歸于周?將往歸于周京呵?

萬民所望!這是萬民的所希望!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臺笠緇撮。莎草笠子和青布冠。

彼君子女，那些貴族女子，

綢直如發(fā)①。密密直直的是頭發(fā)。

我不見兮，如今我都見不到啊，

我心不說!我的心里就不喜悅!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充耳琇實。冠冕旁耳墜子都是寶石。

彼君子女，那些貴族女子，

謂之尹吉。都說她們的大姓是尹是吉。

我不見兮，如今我都見不到啊，

我心苑結^②!我的心里就很郁結!



彼都人士，那些京都人士，

垂帶而厲。垂下的帶子好像綢條在飄。

彼君子女，那些貴族女子，

卷發(fā)如蠆^③。卷起的頭發(fā)好像蝎尾上翹

我不見兮，如今我都見不到啊，

言從之邁!我愿跟著她們同跑!



匪伊垂之，不是她要垂下它，

帶則有余。帶子就該有的多余。

匪伊卷之，不是她要卷起它，

發(fā)則有旟。頭發(fā)就該有的高舉。

我不見兮，如今我都見不到啊，

云何盱矣?怎樣的憂傷呀四顧?

(采用陳子展譯詩)

[注釋]①綢：《毛傳》：“密直如發(fā)也。”如發(fā)：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如發(fā)”，猶言“乃發(fā)”。“乃”猶“其”也。②苑：一本作“菀”，亦作“宛”，《釋文》徐音“郁”，古字皆通。《鄭箋》：“菀，猶結也，積也。”③蠆：《釋文》引服虔《通俗文》：“長尾曰蠆，短尾曰蝎。”陳子展謂：“今驗蝎子遇敵則舉尾。”



[賞析]《都人士》是《小雅·魚藻之什》中之一篇。《禮記·緇衣》引及此詩，且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章”，《詩序》用其語，且加“傷今不復見古人也”(陳啟源、錢大昕謂《緇衣》用《序》語，乃古文家之見。)。所謂“今”究指何時呢?朱熹說：“亂離之后，人不復見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息之。”陳子展先生更明言為“《都人士》，平王東遷，周人思西周之盛，不勝今昔盛衰之感而作。”我們認為這樣說是合于事實的。因為如在幽王時，則不會有“彼都人士”之稱。但陳先生又說：“詩稱‘彼都’，知其為由西都而遷往東都之詩人追憶之作。”陳先生誤截“彼都”為一詞(“都人士”猶清末時人們稱北京人為“京里人”)，因有此誤，實則“都人士”是一個詞，指的恰恰是“由西都而遷東都”的人，而詩的作者則只能是留在西都的黎民百姓，或者說是“父老”。因為詩的首章就明言這些“都人士”，如能“行歸于周”，是“萬民所望”。當然，所盼望的不是某一個人，更不是“沒落級階”的“舊人物幻想復辟”，而是借“人物儀容之美”，見“文物聲明之盛”。這是要從當時歷史來看的。

西周之末，“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于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立，東遷于洛邑，避戎寇。”(《史記·周本紀》)西周舊都，后來雖為秦有，但此時正淪于戎狄。從“避戎寇”一語可見，《詩經(jīng)》中還有一首《黍離》，寫東遷之后，西都荒涼殘破，使“行役到此”，“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說得多么沉痛!《黍離》之詩人與《都人士》之作者，所處的時代同，所在的地域同，眷懷故國之心情亦同。由《黍離》詩中反映出來的犬戎亂后之殘破，更知《都人士》作者“思西周之盛”的由來。兩詩恰好互相補充，互為說明。

說到這里，我們很容易地聯(lián)想到后來的南宋。宋之避金而南渡，與周之避戎而東遷，情勢、性質，皆很類似。南宋遷都臨安后，淮河以北(包括汴京在內)，淪入金人之手。當時汴京父老心情如何呢?詩人范成大在奉使經(jīng)過汴京時寫了首《州橋》：“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問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前周后宋，形勢既同，人民心理，也就異代同揆。《都人士》作者之“望”這些“都人士”之“行歸于周”，不也就是“等駕回”嗎?不也就是希望“真有六軍來”嗎?這是淪于異族鐵蹄之下的遺民心聲，也就是華夏人民的民族意志。

為什么詩中一再寫到“都人士”與“君子女”的“儀容之美”，甚至寫了那些女子的發(fā)式呢?這里應該說明：我國古代所謂“夷夏之辨”，在文化而不在種族，這是陳寅恪先生提出的，也是史學界大家公認的。這一論斷，合于中國歷史實際，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團結。“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孔子修《春秋》，即是如此。既以文化為“夷夏之辨”，故詩人作詩時，也就以“聲明文物”與“儀容之美”為文化標志。與范成大同時的陸游在他“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時寫詩也說：“涼州女兒滿高樓，梳頭已學京都樣。”所謂“京都樣”，也就是此時都人式的發(fā)式。周、宋相距二三千年，宋時的“京都樣”不一定就“綢直”和“卷發(fā)如蠆”;但周朝的“綢直如發(fā)”、“卷發(fā)如蠆”，卻正是周時的“京都樣”。當然，詩中寫的“垂帶”與“卷發(fā)”，皆不是僅指“儀容之美”，而是把它作為華夏文明文化的象征，講清這些，我們對于此詩的理解便會更深入一層。周代比宋代早了二千年，《詩經(jīng)》語言隔閡比宋詩大，因而單看《詩經(jīng)》，不如范、陸詩歌感人之深，經(jīng)過比較，便知周代詩人之心及其表現(xiàn)藝術與范、陸幾無二致。朱熹是范、陸同時的人，所以他解說此詩，特為深切。我們還想到《六月·序》中說：“《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魚藻之什》是《小雅》最后一組詩，《六月·序》中所言，從反面說明了“詩教”之大，也說明此詩的社會意義，這也是說《詩》者所當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