鶉之奔奔，鵪鶉雙雙共棲止，

鵲之彊彊。喜鵲對對齊飛翔。

人之無良，那人腐化又無恥，

我以為兄。我竟尊他作兄長。

鵲之彊彊，喜鵲雙雙齊歌唱，

鶉之奔奔。鵪鶉對對共跳奔。

人之無良，那人腐化又無恥，

我以為君。我竟尊他為國君。

這首詩的主旨，古今學者多持諷刺詩之說，而對于詩歌的諷刺對象及詩的作者則有爭論。唯樊樹云《詩經全譯注》在諷刺詩外另立新說，認為“這是一首對舊婚姻制度的控訴詩。一個女子看到鳥相追隨、自由飛翔，聯想到自己嫁給一個非出己愿的心地丑惡的丈夫，而作此詩”。

我以為本詩主旨當以諷刺說為優，對于這首詩的諷刺對象，《毛詩序》說是諷刺衛宣姜之作，后人又將公子頑增衍其中，認為第一章刺頑，第二章刺宣姜，視全詩為刺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之事，鞭撻他們悖逆倫常、禽獸不如，作詩者當是公子頑之庶弟衛惠公朔或公子黔牟。而魏源《詩序集義》、《詩古微》、方玉潤《詩經原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黃節《詩旨纂辭》等認為詩中“兄”與“君”同指一人，均指衛宣公晉，作詩者當是衛宣公的庶弟左公子泄、右公子職。根據《史記·衛康叔世家》等書記載，衛宣公納太子伋聘妻為婦，又聽信讒言殺害了伋與伋的庶弟壽，所以刺宣公說可從。

全詩兩章，每章四句，均以“鶉之奔奔”與“鵲之彊彊”起興，極言禽獸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衛宣公納媳殺子、荒淫無恥，其行為可謂腐朽墮落、禽獸不如，枉為人兄、人君。元劉玉汝《詩纘緒》云：“取二物為興，二章皆用而互言之，又是一體。”全詩兩章只有“兄”、“君”兩字不重復，雖然詩人不敢不以之為兄、以之為君，貌似溫柔敦厚，實則拈出“兄”、“君”兩字，無異于對衛宣公進行口誅筆伐，暢快直切、鞭辟入里。清陳震《讀詩識小錄》評曰：“用意用筆，深婉無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