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水，激揚的河水不斷流淌，

白石鑿鑿。水底的白石更顯鮮明。

素衣朱襮，想起了白衣衫紅衣領，

從子于沃。跟從你到那沃城一行。

既見君子，既然見了桓叔這賢者，

云何不樂。怎不從心底感到高興。

揚之水，激揚的河水不斷流淌，

白石皓皓。沖得石塊更潔白清幽。

素衣朱繡，想起白內衣和紅繡領，

從子于鵠。跟從你到那鵠城一游。

既見君子，既然見了桓叔這貴人，

云何其憂。還有什么值得去憂愁。

揚之水，激揚的河水不斷流淌，

白石粼粼。水底的白石更顯晶瑩。

我聞有命，當我聽說將有機密令，

不敢以告人。怎么也不敢告訴別人。

要說清楚這首詩，必須牽涉到當時的一段歷史。公元前745年，晉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師于曲沃，號為桓叔。曲沃在當時是晉國的大邑，面積比晉都翼城(今山西翼城南)還要大。再加上桓叔好施德，頗得民心，勢力逐漸強大，“晉國之眾歸焉”(司馬遷《史記·晉世家》)。過了七年，即公元前738年，晉大臣潘父殺死了晉昭侯，而欲迎立桓叔。當桓叔想入晉都時，晉人發兵進攻桓叔。桓叔抵擋不住，只得敗回曲沃，潘父也被殺。作者有感于當時的這場政治斗爭，在事發前夕寫了這首詩。《毛詩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將詩的創作背景交代得很明白。

后人對此詩的主旨和作者，有不同的意見，今人程俊英采嚴粲《詩緝》“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之說，在《詩經譯注》中認為“這是一首揭發、告密晉大夫潘父和曲沃桓叔勾結搞政變陰謀的詩”。詩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繡”等都是就潘父而言，說這些本都是諸侯穿的服飾，而“他也穿起諸侯的衣服”，并進一步推測該詩作者“可能是潘父隨從者之一”，他是“忠于昭公”的。但今人蔣立甫認為“這樣理解，恐于全詩情調不合”，他引陳奐《詩毛氏傳疏》之語“桓叔之盛強，實由昭侯之不能修道正國，故詩首句言亂本之所由成耳”，認為詩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繡”等都是就桓叔而言，是“由衷地希望桓叔真正成為諸侯”，他也推測該詩作者“可能是從叛者”，但并不“忠于昭公”，而是站在桓叔一邊的。宋朱熹的說法比較平穩，以為“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后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詩集傳》)。

筆者以為蔣立甫之說似更合理。因為根據程俊英的說法，潘父與桓叔合力謀反既然是秘事，他怎么能堂而皇之地公開穿起諸侯的衣服去見桓叔呢？這豈不等于泄密嗎？而桓叔見其僭越之服，又會作何感想呢？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繡”諸語，不可能是對潘父的一種描寫，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對桓叔早日能成為諸侯的一種熱切盼望。

詩以“揚之水”開篇，是一種起興，并以此引出人物，暗示當時的形勢與政局，頗為巧妙。而詩的情節與內容，也隨之層層推進，到最后才點出其將有政變事件發生的真相。所以，此詩在鋪敘中始終有一種懸念在吸引著人，引人入勝。而“白石鑿鑿(皓皓、粼粼)”與下文的“素衣”、“朱襮(繡)”在顏色上亦產生既是貫連又是對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詩雖無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卻始終有一種緊張和擔憂的心情，在《詩經》中也可以說是別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