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羊圖

元·趙孟頫作

紙本墨筆

縱二五·二厘米

橫四八·四厘米

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趙孟頫《二羊圖》看來似乎是一幅很簡單的短卷,其實卻是極其深刻奧妙的。

《二羊圖》全畫,除兩頭羊外,空無所有,亦無背景。右面的山羊,站立的姿勢是身軀朝右,頭部向左彎,作者利用羊背上的線條把這個彎自然地顯示出來。羊身上又長又直的毛畫得非常工細,兩旁的毛輕軟地垂下來。整個形象顯得渾身是勁。這頭山羊弓起身軀,頭部前伸,幾達地面,張口瞪眼,尾巴上翹。相反地,左面的綿羊昂然而立,身朝左,頭仍轉右。圓胖的羊身上覆著的卷毛,是以不同色調的墨畫出。綿羊以四條瘦小的腿支撐著身軀;三條腿是直立的,另一條則微彎。羊的頭高昂,面露一片平靜安詳的神態。

由于沒有背景的關系,這兩頭羊就成了我們觀察此畫時的焦點,更使我們對二者之間對比的特征不容忽略。舉例來說,兩羊站立的姿勢是反向的,它們的身軀朝著相反的方向,而頭部回轉,使兩個主題產生聯系。山羊的俯視和綿羊的昂首成一對比;而且,前者表現出動態,后者卻是靜穆而從容自如。不過這兩個同被稱為“羊”的動物間最明顯的差異,是見于那些飄垂的長毛和那些卷曲的短毛。趙氏的《二羊圖》是純粹用墨和各種筆法畫成的。畫者用一枝頗干的筆畫出山羊那長直的毛質,又用一枝較潤濕的筆來強調綿羊身上各處斑斕的卷毛。這兩頭羊的身體各部,如頭、耳、眼、雙角和四足,都是用不同的筆法畫成的。事實上,畫中兩羊所具有的寫實法,顯示出畫者對于傳統中國畫的技巧,曾經受過嚴格的訓練。

趙孟頫在空白的背景上畫上兩只羊,如此的構圖竟然成于元代,可以肯定地說是受了古代名家的影響。趙孟頫的自題已指出此點。故宮博物院收藏傳為唐代韓滉所作的《五牛圖》,對于趙孟頫所受的影響,可能給我們提供了一點線索。細看韓滉的《五牛圖》,便會發現雖然五頭水牛若非以輪廓畫出,便是以正面的立體形象畫出;但畫者企圖在色彩和姿勢上,使它們略作變化。在同一主題的范圍內制造出變化這個概念,是唐人構圖中典型法則之一。在這里,畫者把五頭水牛畫于一幅差不多毫無背景的橫卷上,用微妙的變化來避免單調的氣氛,對于這種構圖上的技巧,趙孟頫似乎極為明了。事實上,在他所畫的《二羊圖》中,他已攝取了這幅畫若干最佳的特點。首先,山羊的姿勢與韓滉畫中最右面的水牛所立的姿勢不無相似之處,二者的頭都是往地面低垂。同時,山羊略為縮小的四肢位置,可能是脫胎自中間那頭水牛。綿羊的姿勢很可能是以第四頭水牛為藍本,而一身羊毛則仿自右起第二頭水牛身上的斑點紋。總而言之,趙氏這幅畫與韓滉作品之間在繪畫上的關連,已足夠顯示出前者很受后者的影響。

趙孟頫作品的巧妙處在于他能夠吸取唐畫的精髓,從而演化為一個新的綜合。大致上,他仍保留著幾分唐代動物畫中分段的間隔,井然有序的排列和寫實的宗旨。這種繼往的精神就是趙孟頫畫法中正統的成分。但在《二羊圖》中,他把分段的間隔很巧妙地附屬于一個獨立的整體,而兩半則相輔而成;又以復雜而精密的構圖來替代井然有序的排列。如果唐畫在組織上似乎多少是附屬性質的,那么元畫卻是在一個單獨的組織中達到統一。趙孟頫作畫手法高妙絕倫,以致他的題款在整個概念中所起的作用,較元代以前畫跡上的題款所起作用遠為重要。這數行字體雖然在構圖的左面自為一個體系,但實際上卻是造成畫面統一的部分,而且由于這數行墨跡具有雙重作用,既可和兩羊作為對比,同時亦因與兩羊同為水墨的產物而相輔相成,故這數行墨跡已成為構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身為一個文人畫家,趙孟頫當然熟悉象征性的表現法。他畫《二羊圖》時,很可能心中已有蘇武的故事,而且也似曾畫過一幅這樣題材的畫。這是一幅題為《蘇李泣別圖》的絹本畫,載于兩部明末清初的畫目中,一部是吳其貞纂的《書畫記》,另一部是姚際恒纂的《好古堂書畫記》。前者謂其作者于1673年在杭州親見此畫,并加以如下的描述:

畫蘇武李陵作別,有號泣狀,有一羊立在前面,有留戀之態。左右車夫人馬,皆似候起程意思。用筆工細,而有秀嫩之妙,非松雪妙手,孰能到此。為超妙入神之畫。

吳氏隨謂此畫為一位鑒賞家姚友眉所得,而姚友眉可能是姚際恒之父。姚際恒在其目錄中關于此畫的記錄,與吳其貞的甚為相近:

趙松雪《蘇李泣別圖》,大橫幅,畫羊銜蘇衣,蘇顧羊痛泣,李慘容對之。其余男婦,及橐駝、馬、羊之類以百數。氣韻生動,筆致精微,全法唐人,為文敏畫中第一。

趙氏那個時代已為人知曉而又流傳到今世的一幅橫卷《牧羊圖》,為周文矩(10世紀)所作,今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畫中“文矩”的署名是后人加上的,在1961—1962年臺灣故宮藝術品展出于美國的目錄中,把此畫的標題改為《蘇李別意圖》。這幅蘇武與李陵的畫之所以特別和趙孟頫的《二羊圖》有關,是由于趙氏必定知曉這幅畫。在《蘇李別意圖》的印鑒中,便有他的“天水郡圖書印”,這是此畫曾屬于其藏品的明證。

二羊圖

我們把《蘇李別意圖》和《二羊圖》作一比較,便會發覺二者之間的關聯,而趙孟頫所隱藏的涵義,亦會變得更為分明。雖然兩圖間沒有多大顯著的相同點,但細察之下,便能看出畫家是特別得益于這幅畫的。兩圖同是橫卷,而構圖亦同是以兩人或兩畜為中心。前圖用的是典型的敘述性風格,畫的中央畫有兩人,左面穿白衣的是蘇武,右面穿黑衣的是李陵;左方的背景畫一牧人及羊群,后面是白皚皚的山巒,而李陵的侍從馬匹則立于右方。畫者嘗試用象征性的畫法,羊群所聚之處,土壤肥沃,而人馬所立四周,則貧瘠荒涼,二者成為強烈的對比。再者,整群羊都畫得生氣勃勃,而那邊的人馬則或呼呼入睡,或作憩息狀。最有趣的是一頭站在高處的綿羊,它的兩角上翹,正在上面傲然觀望整個情景,其站立的姿勢,和趙孟頫《二羊圖》中的綿羊完全一樣。

在《二羊圖》中,左面綿羊的傲氣似乎反映蘇武的精神,而山羊的屈辱神色則似代表李陵。兩羊的布置亦反映出是淵源自那幅《蘇李別意圖》。就是空白的背景也似乎暗示雪地和沙漠的荒蕪。趙孟頫對故宋盡忠的問題,使他不能明言蘇武牧羊的故事所含的隱喻,而且,也不能把這個主題實實在在地畫出來;他早年曾經試過以傳統的方式來畫這幅畫,但現在既身為一個譽滿天下的學者和官員,他下筆便不得不更為玄奧。是以,在他探測文人畫的各種可能性時,趙孟頫發現他若要表達十分嚴肅的思想,也可以采取一種隨和、甚至正如他在題款所說的戲謔態度。因此,對深思的文人來說,兩羊的題材會立刻引起蘇武忠節的聯想,而對其他的人,這個題材就只是一幅平常的動物畫,這正是趙孟頫在大德五年(1301),大約是《二羊圖》畫成之時,所說一段話中的意思:“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

趙孟頫常肩負著他對宋室不忠的道義重擔,而且在他的詩畫中表示出來。雖然他因身仕元人,只能把這種感觸以十分隱晦的手法表露出來,然而他的象征主義卻逃不過后世鑒賞家敏銳的眼光。明初鑒賞家在已佚的畫跋中把趙孟頫《二羊圖》解作蘇武的忠節并非出于偶然或主觀的臆測,而是以趙氏在元初所處的窘境作為充分的根據。事實上,趙孟頫在假裝以游戲性質畫這幅畫時,很可能心中已負荷著這個沉重的道義重擔。在他的詩詞中,他一再表示羨慕那些古代的忠臣,而對自己曾晉身仕元感到悲哀。藉著一幅簡單的畫把道義上的責任感表達出來,這個觀念和儒家在亂世中應負同樣責任的看法完全吻合。

并且照各跋所言而論,其所以在17世紀自這幅畫脫佚,并非巧合。明初政治環境的轉變,使一些鑒賞家能夠把他們領悟到的趙孟頫的寓意表達出來。但這些題跋者,就是在明初也還不能完全自由發表意見的,因為那位多疑的明太祖的強暴手段逼使不少人將其真實感情藏于心底,特別是和忠于前朝有關的事情。這種壓力或許就是其中數位作者所以不署以真實姓名的原因。再者在清初的政治氣氛下,忠節的問題又再成為眾矢之的(尤以和身仕“外族”朝廷有關的問題為然),文人到處受到迫害,假定有些藏家認為需要割去畫上的跋語,只留下僧良琦為首那段沒有提到蘇武的跋,似乎也是頗合理的。不過,幸虧有了收錄這些其他跋語的較早期著錄,我們今天得以把趙孟頫對繪畫上的形式、風格和涵義的入手法門作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