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衛出行與歸來圖

北朝·北齊·佚名

壁畫設色

山西太原南郊晉祠王郭村出土

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北齊婁叡墓壁畫是1979年發現的同時期墓葬中保存得最為完整的一處。墓主婁叡(?—570)是皇室外戚,官至并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始平縣開國公(東安王),死后謚號恭武王。壁畫完成于北齊武平元年(570),現存七十一幅,共200多平方米。整個壁畫分兩大部分:墓道全部,天井的中、下層,甬道墓室的下欄,以大型的長卷式,描繪了墓主坐帳內觀賞歌舞樂伎等生前生活的顯赫場面;墓門、甬道與天井上欄、墓室頂部和上、中欄,繪以墓主死后飛升的幻象。整個壁畫氣勢磅礴,色彩絢麗,技巧精湛,轟動了國內外的學術界。

墓道東壁的《出行圖》與西壁的《歸來圖》反映墓主生前生活的場景。出行畫面以三頭奔犬為前導,繼以鞍馬游騎、載物駝群,其間穿插武裝騎衛、胡奴、徒附等,稍后一女騎,疑是女主人,雖年歲較長,意興卻頗濃。前面游騎,當是眷屬,其中一少女,姿態輕盈,但又剛健婀娜。載物駝隊有四人五駝,為首者頭禿鼻高,乃西域人形象。前后駝間露出一人,隆鼻深目,似屬高昌或波斯人之相。鞍馬人物則全身戎裝,當是衛隊。畫面雖人物眾多,卻相互穿插,密而不塞,繁而不亂,主次分明,顧盼生姿。歸來的畫面亦寫鞍馬人物,駝隊和馬群,表現了收獲累累、滿載而歸的情景。其中成群的奔馬,正是婁家“牛馬以谷量”的真實寫照。而所畫人物,或駐足少憩,或牽馬徐行,更表現出歸途疲乏的神態。

《出行圖》和《歸來圖》的下層,東西兩壁,都畫誕馬、吹角的侍衛,其中一組四人,兩兩相對,仰舉長筒狀朱漆木角,奮力鼓吹,儀容壯嚴,這兩壁一送一迎,各與其上部的《出行》、《歸來》緊密配合。從而把整個墓道壁畫構成一個場面開闊、聲勢浩大、氣象宏偉的圖卷,展現了北齊皇室外戚的生活圖象,以及漠北原野的渾樸氣氛。

墓道壁畫是全墓壁畫保存最為完整,也是最為精彩的部分。其他殘存的如天井東側的《方相氏和瑞獸圖像》及墓室中層東北部的《十二生肖》,以及《四神》、《龍》、《雷公》等圖景,也都表現了北齊繪畫的高度水平。

婁叡墓壁畫,填補了我國古代人物畫史從東晉顧愷之到唐代閻立本之間的一個重要環節,體現了顧愷之以來“以形寫神”這一傳統的豐富和發展。如《出行圖》中,著白袍者之坐騎棗紅馬,右腿前伸,左腿屈向后抬,胸部轉向左側,兩耳迎向后聽,眼光炯炯有神,似在窺探動向,聽命待發,生動地描繪出一匹機警勁健的戰馬神態。此馬較之顧愷之《洛神賦》中的馬,以及韓幹的《照夜白》,并不遜色,完全擺脫了秦漢以來如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嘉祥武梁祠漢代石刻等畫馬的一般程式,善于捕捉瞬間即逝的形象,足見畫家體驗生活細致入微,筆法能夠跟著變化,由粗而精,達到“以形寫神”的目的,這是婁叡墓壁畫的首要特點。

婁叡墓壁畫相當強調凹凸明暗的效果,所畫門官之鼻、顴、額、頷等的凸出部分,用淡紅暈染其四周,遂有立體感。濃眉略彎,兩眼于淡紅留白中單線勾勒,給人以凹陷感。吹奏者中,背向兩人,服色較深,體形較大,正側向兩人,服色較淡,體形略小,而著淡藍袍者上述差異更著,這幾人相互間雖距離很近,但由于服色、體形的懸殊,顯得層次分明。這種表現凹凸明暗與遠近深淺的手法,是此壁畫的第二個特點。

佛教的影響在婁叡墓壁畫的題材與技法上留下一些痕跡,但用單線勾勒、填以重彩的中國繪畫特點則十分突出;作者善于吸收外來營養,加以融合,從而發展與提高國畫傳統技法。這是婁叡墓壁畫的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是,繼馬王堆一號漢墓“T”形帛畫和臨沂金雀山九號漢墓條幅帛畫之后,打通了人間、天上,從現世富貴的實景一直描繪到飛升天界成仙成佛的幻象,蔚為概括空間與世間的宏大場面。

第五個特點是沖破漢代繪畫形象平面散置的表現程式,使人物、鞍馬或聚或散,或行或止,首尾連貫,顧盼生情,層次與節奏交融,使觀者從東方的透視感中領會韻律之美。

儀衛出行與歸來圖

由于這一時期傳世繪畫珍品極少,且多為后世摹本,考古發現者也不多,因此,婁叡墓壁畫堪稱北朝晚期的代表作。壁畫中的山石、花木、禽獸等等,對于了解中國早期繪畫處理自然界形象的技法及其發展,提供了珍貴材料,并且有助于考察和鑒別北齊其他畫跡。因此評論界有出于北齊“畫圣”楊子華之說,但根據還不夠充分,如果說是當時的宮廷畫工摹仿楊子華畫法,也許比較妥帖。墓室壁畫的內容與形式,原有一定規格,并以“粉本”為依據,盡管如此,北齊高明的畫工仍能表達出一定的藝術水平。北齊繪畫繼承北魏、東魏傳統,并受南朝和佛教繪畫的影響,形成了北朝繪畫的頂峰,畫家輩出,據《歷代名畫記》卷八所載杰出者共有八人,而以楊子華為首。閻立本曾說:“自像人已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逾,其唯子華乎?”除人物外,楊子華還以畫馬和龍著名。(同上)此墓壁畫雖不能肯定為楊子華所作,從畫中的人、馬形象,卻可以考察楊子華的藝術特色及其造詣。楊子華曾畫《北齊貴戚游苑圖》,題材與此墓壁畫《出行》與《歸來》相類似,那么《游苑圖》中的鞍馬游騎,是不難據此壁畫而加以想象的。此外傳為閻立本所作的《北齊校書圖》卷在北宋時即有多種摹本,黃伯思《東觀馀論》便說:在洛陽看到王氏摹本有宋次道題跋,定為北齊楊子華作,黃伯思也認為“則知為子華之跡為無疑”。我們細察這幅現存的《北齊校書圖》,不難發現其士大夫與侍者的臉,皆作拉長了的鵝蛋形,與此墓壁畫人物臉形很相似,所畫胡人侍者與鞍馬的形象,又與此墓壁畫很為相似;而且圖中描繪的士大夫服裝、道具也全是屬于北齊時代的。這些足以說明民間畫工與專業畫家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互相學習,相互滲透,為促進藝術的發展作出了共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