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了五十多歲，生平共搬了十次家，每次搬家景況都不相同，其間原有不少可悲可喜之事，可供記述;但總的說來，第一次搬家，與最近一次搬家(也許也是最后一次吧)，對我說來，更有特殊的意義。

第一次搬家，那還是我十五歲那年，當時抗日戰爭剛剛開始，敵人的飛機整日整夜向寧波城鄉投擲炸彈，不僅房屋時有炸毀，居民也很有死傷。寧波城內十室九空，市區籠罩著一種戰爭恐怖的氣氛。這時，我父親就從上海回來，把我們全家接到上海去。

臨離寧波的時候，我們沒有向什么人告別，好像也不曾有什么人向我們送行。因為當時事出倉卒，又在學校暑假期內，親戚、鄰居、同學都已四出逃亡，所謂“大難到來各自飛”，舊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這個關鍵時刻，就更顯現出來。

我們一家人就是這樣在戰火紛飛中，攜箱拎篋登上滬甬線上的寧紹輪船，把“家”搬到上海來了。在途中，我不但經歷了我從來未有過的旅途生活，而且還飽覽了滿目瘡痍的戰時景象。特別是第二天早晨，在船艙中一覺醒來，但見輪船已經進入吳淞口，黃浦江上，空中到處飄蕩著敵人所放的氣球，氣球下掛著敵人的捷報：“日軍占領宜興江陰”一類字眼，真是使人觸目驚心。

輪船一靠碼頭，人就像潮水一樣涌下去，準備上岸，在跳板上，無不跌跌沖沖，你擠我攘，誰被踏在地上，誰就活該遭殃。我正是在這種“生存競爭”的“潮水”中被沖到上海來的。我記得我攜著一只當時在內地學生中頗為流行的藤篋，藤篋里放著幾件衣服和幾本書，就慌慌張張地跟著父母親來到了我上海的家。

上海一進入租界，情況就不同。因為當時英美還沒有參戰，租界還不曾淪陷，靠英美人的“中立”，戰時景象在這里竟然變得一片“歌舞升平”：白天馬路上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晚上霓虹燈光滿空，滿街紙醉金迷，酒店、茶樓、影院、戲館、舞廳照常滿座;而同樣在租界，在有些角落里，在下層社會，卻是哀鴻遍地，人們住的是滾地龍，貧民窟，難民收容所……

我們家所在的弄堂，雖不算貧民窟，但比起在寧波城里住的大房子，無異有天壤之別。父親一個人住的房子，現在要住下一家七口，這就很難安排。我記得我睡的是日拆夜搭的帆布床，當時人們稱它“行軍床”。我每晚臨睡，先得把帆布床搭起來，一待躺下，我兩個哥哥就把我這張床往方桌下抬進去，因為只有這樣，我的半身藏在桌子底下，才能使我們住的亭子間騰出一點空間來，否則走路地方都沒有了。我的兩個哥哥就是這樣每晚伏在這張方桌上做功課，而我則躺在桌下做各種各樣的懷鄉夢。

這就是我的第一次搬家。也正是我的第一次搬家，結束了我在寧波的快樂而又寂寞的童年生活，開始了我在上海的憂郁而又紛擾的青少年時代?！?/p>

現在，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在這四十多年中，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又搬過多次家，雖然躺在方桌底下的少年生活幾年后很快過去，但住的屋子卻從來沒有超過“亭子間”階段，甚至有一個時期因為患肺病，被人隔離在一間比棺材僅僅寬一米的小屋里。好不容易，上海解放了，一年后，我就脫離大家庭，獨立生活，并結了婚。當時社會主義對私改造還沒有開始，上海還有資本家，還有用房屋剝削人的制度。我住進去的虹口區一家房屋，房東不但是資本家，而且還是個在舊社會做過律師的人，他讓我看了他的房子——一間十一個平方米的朝北房間，要我每個月付廿一元人民幣的房租，我嫌貴，他板起臉說：“你要，就住進來;你不要，也不勉強!”我想到上海房屋緊張，怕租不到別的房子，只好答應下來。第二天，他約我訂租約，我正想著那租約該怎么寫，不料他已預先寫好了。他要我在上面簽字，我一看，說：“不是說好月租廿一元嗎?怎么寫月租三十元呢?”他說：“不要緊的，租約寫三十元，你每月付廿一元就可以了?！蔽矣悬c猶豫，想為什么要這么做呢，吃不準他的用意。不料他又板起了臉，說：“你要，就簽字;你不要，也不勉強!”我想到要獨立生活，要結婚，迫于形勢，只好答應下來，屈辱地簽了字。住進去后，一個月過去了，到了月底，我按起先說好的數字，付他房租廿一元，他接受了，但并不給我收條，相反，卻拿出一個存折來，叫我在上面寫“本月付房租廿一元”，下面還要寫好年月日，簽好字，讓他把存折保存起來。他見我面有難色，就說：“不要緊的，你以后每月底付房租給我的時候，就在這個存折上寫那么幾個字就可以了?！蔽艺f：“你不給我收條也罷了，哪有我倒寫條子給你呢?”他終于又板起臉，說：“你要，就住著;不要，就搬出去好了，我不勉強!”我就這么住了好幾年，等于每個月欠他九元錢。

也許今天有人會不相信我們的社會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但千真萬確，我一絲兒也沒有夸張，當年我就是這樣過來。幸虧幾年以后，上海工商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我住的虹口區房子由國家管理，再也不許這個房東對我進行這樣殘酷的剝削，不但減了一半房租，而且再也不用每個月在他的存折上倒寫“收條”了。

后來，我們的小家庭有了孩子，一個，二個，終于有了四個，原來的十一個平方米房子不再容納得住我們一家六口。我不得不又搬家，但搬了幾次，仍都不合適，此中苦處難以訴述。終于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又搬家。這次搬家和過去不一樣，房子大了，從一間擴充為兩間;從十一個平方米，擴大為廿二個平方米;從朝北方向，轉變為朝南方向;從與人合住，變為自成一套。一切都比較樂胃。這就是我現在住的控江路工房。這是我生平住得最久的一所房屋。我在這里住了整整十六年，不但在此度過一些有陽光的歲月，也經過陰雨連綿的十年動亂年代。我的幾個孩子，都在這里從幼兒變為青年。但也正因為孩子們長大了，廿二個平方米的房子又緊張起來，起初還勉強過得過去，后來家里變成大姑娘小伙子一大群，衣物家具書籍都相應增加，房子就變得水泄不通了;一到晚上，臨時搭起來的帆布床、鋼絲床，更是雜亂紛陳，我伏在桌上工作，經常像處在八陣圖中，思路無從通達。

像干旱逢到甘雨，今年秋天，報社黨委領導給我在新華路另配了一套新房，三間共三十七個平方米，此外還有浴室，廚房。全家真是歡天喜地。我愛人和孩子們看了新房回來，一邊計劃著如何安排家具，一邊又議論全家該怎樣分住這三個房間。他們一談就談到深夜;我也為我到上海來后從未有過今天這樣的局面而感到興奮，睡不著覺，聽到他們講得這樣起勁，就覺得該有一些話向他們交代，但又不知如何說起，忽然想起我第一次搬家，逃難來上海睡在方桌下的情形;和解放初期，社會主義對私改造以前，我向房東租住一間十一平方米的房子時那種窘迫情況，就不免悲喜交集，不禁繪影繪聲地向孩子們講了。

我的愛人和孩子們聽了，似都有所感，唯有其中一個最調皮的孩子卻哈哈大笑，說：“爸爸，你年輕時候，怎么這樣老實?”我瞪了她一眼，反問著說：“這是老實不老實的問題嗎?”的確，在今天，有許多青年人已經無法理解過去的事情，但是他們多么應該理解我們社會的昨天和今天啊!

無奈，我只好把我搬家的事情寫成文章，一有以教我們自己家的孩子，和其他年輕人;二有以告慰我寧波的故鄉父老們。我的第一次搬家，結束了我的童年，開始了我的青少年時代;我的第十次搬家，也就是我最近的一次搬家，也許正是我的老年生活的開始吧。但是我要對我的鄉親們說：“我并沒有休息，我還在工作，而且我是在春天的陽光照耀下工作的?！?p>(1982年《寧波文藝》1月號)

賞析初讀《搬家》，感到平淡無奇，慢慢咀嚼，才感到其中況味?！栋峒摇反_是一篇思想厚實、感情厚實、語言厚實的優美隨筆。

因小見大，燭幽發微是這篇文章的一個顯著特點。文章所寫的是作家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幾個片斷，特別是突出描寫第一次和第十次搬家的經過和感受。作家以白描手法描述了15歲那年，在抗戰剛開始時第一次搬家的景況。搬家的原因;離開寧波登船時的情景;途中及船靠碼頭時所看到的戰時景象;上海租界馬路上的畸形繁華和貧民窟的衰敗;自己新居的狹窄和擁擠，作家都一一作了客觀的描述和介紹，此中毫無刻意的雕飾和夸張。對第二到第九次搬家，一筆帶過，然后又濃墨重彩地寫第十次搬家時的心情。通過第一次搬家和第十次搬家情況的鮮明對比，作家寫出了“我們社會的昨天和今天”，使年青的一代從中得到教育。從身邊瑣事中透視出人間的滄桑，折射出新時代的光輝，寫出社會的變化，以小“我”表現大“我”，將大“我”寓于小“我”，這正是作家寫作本文的成功之處。

真摯的感情除了在毫無雕飾的客觀描述中體現出來以外，還在樸素無華的語言中流露出來。作家用一種通俗，近乎口語的語言，向讀者介紹自己搬家的經過。這種語言，平凡而又動人，簡練而又生動。如寫到第九次搬家得了一個22平方米的房子后，隨著孩子的長大，“一到晚上，臨時搭起來的帆布床、鋼絲床，更是雜亂紛陳，我伏在桌上工作，經常像處在八陣圖中，思路無從通達?！边@種雖無絢麗卻通俗平易的文字，字字激起了讀者的同情和共鳴，引發出讀者的回味與思考。毋怪柯靈同志在談及徐開壘同志的文章語言時，贊揚作家“文字的流利而親切，有‘村姑式’的嫵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