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鄒容為《革命軍》^①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②，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③?”

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④。夫中國吞噬于逆胡^⑤，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倡言革命。然自乾隆^⑦以往，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⑧，持正議以振聾俗^⑨，自爾遂寂泊無所聞。吾觀洪氏^⑩之舉義師，起而與為敵者，曾、李則柔煦⁽¹¹⁾小人，左宗棠⁽¹²⁾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為人策使，顧勿問其韙非枉直⁽¹³⁾，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¹⁴⁾，皆篤行有道士也⁽¹⁵⁾。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溪、余姚⁽¹⁶⁾。衡陽之《黃書》⁽¹⁷⁾，日在幾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¹⁸⁾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復宗國;其次即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¹⁹⁾。無他，悖德逆倫，并為一談⁽²⁰⁾，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為難耳。

今者風俗臭味⁽²¹⁾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為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蘊藉，不欲以跳踉搏躍⁽²²⁾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嚚昧⁽²³⁾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為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墮于眾口之不俚⁽²⁴⁾，既可知矣。今容為是書，一以叫咷恣言，發其慚恚⁽²⁵⁾，雖嚚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祗悔⁽²⁶⁾。以是為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²⁷⁾，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藉⁽²⁸⁾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²⁹⁾，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³²⁾，余杭章炳麟序。

(《章太炎政論文選集》)

注釋①鄒容——字蔚丹，四川巴縣人。17歲時去日本留學，參加留學生愛國運動，1903年逃歸上海，參加“愛國學社”。1903年因寫《革命軍》被捕入獄。1905年病死于獄中，年僅21歲。《革命軍》全書共七章，揭露清朝統治的腐朽，提出建立“中華共和國”的主張，是一篇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著名政論。②立懦夫——使懦夫振作起來。恣肆，無所顧忌，縱情發揮。③得無——會不會。惡(wu)，嫌棄。不文，缺少文采。④墮吾實事——毀壞我們的實際事業。⑤“夫中國”句——指從1644年清軍入關，到1903年，約260年。逆胡，對清王朝的蔑稱。⑥詐暴之工——軟硬兼施之巧。詐，指偽善的欺騙。暴，指殘暴的鎮壓。工，巧妙。⑦乾隆——清高宗弘歷的年號(1736—1795)。⑧“尚有呂留良”句——乾隆以前，還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人用民族思想去觸動愚昧的世俗，從那以后就無聲息了。呂留良，明清之際的著名理學家，明亡后，削發為僧，主張反清復明。死后，因曾靜案，被毀墓戮尸。曾靜，受呂留良思想的影響，于清雍正年間派學生游說地方將領舉兵反清，事發后被殺。齊周華，乾隆時因寫《為呂留良等獨抒己見奏稿》被殺。⑨聾俗——指對世事漠不關心的社會風氣。⑩洪氏——指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⑾“曾、李”句——曾、李，指曾國藩、李鴻章，二人都曾領兵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柔煦——柔順溫和，這里指奴顏卑膝的態度。⑿左宗棠——也曾鎮壓農民起義。⒀韙(wei)非枉直——是非曲直。⒁“乃如”句——羅，指羅澤南;彭，指彭玉麟;邵，指邵懿辰;劉，指劉蓉。他們都曾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⒂篤行有道士——指所謂品行純厚、有道德的人。⒃“不洛、閩”句——洛，指洛學，北宋程顥、程頤兄弟為洛陽人，故稱其學說為洛學。閩，指南宋朱熹的學說。金溪，指南宋陸九淵的學說。余姚，指明王守仁的學說。⒄“衡陽”句——衡陽，指王夫之，湖南衡陽人。《黃書》，是他鼓吹抗清的一部著作，曾被曾國藩當作向清廷乞討權力的依據。⒅紾戾(zhenli)——違背，相反。⒆“材者”三句——意謂有才干的人張牙舞爪來顛覆自己同族人的國家，差一點的就以自己的身家為清朝殉葬，喜弄筆墨的人就對他們吹捧宣揚。⒇“悖德”二句——悖德，違背道德;逆倫，顛倒倫常。前者是清政府對太平天國的攻擊，后者是作者認為替清政府效勞者是違反了根本倫常。作者認為逆倫是大事，悖德是次要的。而羅、彭、邵、劉之輩對此卻不能明辯。(21)風俗臭(xiu)味——指社會風氣。(22)跳踉(liang)搏躍——跳動的樣子。這里指文字生動恣肆，慷慨激昂。(23)囂(yin)昧——愚昧。(24)不俚——不通俗。(25)叫咷(tao)恣言——大聲疾呼、語言直率。叫咷，呼號。恣言，豪放的語言。慚恚(hui)，慚愧怨恨。(26)祗(qi)悔——徹底悔悟。(27)利其徑直易知——得利于它的直接了當，容易接受。(28)藉——如果。(29)攘(rang)竊——侵奪竊取。(30)共和——指周公、召公共同行政的年代，始于公元前841年，從那時至寫作此文時共歷2744年。這里的共和2744年4月，即公歷1903年5月。

賞析章炳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也是中國近代文壇上的“以文章排滿的驍將”，他一生最大的業績，是撰寫了那些“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魯迅《關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充滿革命激情，文筆犀利的論戰文章，其中就包括《<革命軍>序》。這篇文章對當時的文人產生了極大影響。魯迅曾說過：“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同上)《革命軍》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一部宣傳反對封建、主張民主革命的重要著作。鄒容寫完二萬余言的《革命軍》后，請章炳麟潤色，章炳麟仔細閱讀全文后，認為無須修飾，并為之作序。當時章炳麟雖僅36歲，但已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了。鄒容僅是一名19歲的革命青年。章炳麟為一名普通革命青年的書作序，可見鄒容的《革命軍》的寫作是非常成功的。魯迅說：“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上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墳·雜憶》)陳天華在小說《獅子吼》第七回說《革命軍》“此論一出，人人傳頌。革命革命，排滿排滿之聲，遍滿全國”。為這樣一部書作旗鼓相當的序，確非易事，如不是大手筆，定難勝任。章炳麟為《革命軍》所作的序，與《革命軍》一書相得益彰，是政論小品的典范。本文在寫作方法上很有特色，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其一，氣勢充沛，銳不可擋而又儀容穆若，氣自舒卷。這個特點的形成是與作者的文學主張和學養分不開的。從文學主張來看，作者認為：“凡議論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顏淵雖篤學，附冀尾而行益顯。或云：足復王庭，垂鉺虎口。其文雖工，而為雕刻曼辭矣。”(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七)可見，章炳麟是主張用平實的議論說理而反對用鋪張夸飾的方法來寫議論文。同時，他還主張議論文要“便俗致用”。這篇文章就體現了他的這些主張，寫得觀點鮮明、論據精當、議論平實、理足氣盛，而不是勸百諷一、華而不實、觀點模糊之作。從學養來看，作者也是一位學者，與這一身份相應，作者也沒有因為充沛的氣勢、飽滿的感情便使此文寫得形同謾罵，過于劍拔弩張。而是有著學者的冷靜分析和博通今古的旁征博引。因而也就使得這篇“斗士之文”同時又有了“學者之文”的特色，內里激情涌動而外表則顯得“儀容穆若、氣自舒卷”，“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章炳麟語)，顯示了一種大家風范。

其二，條理縝密而又波瀾起伏。本文開頭先以鄒容的話提出一個問題：《革命軍》“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對這一問題，作者沒有急于回答，而是先提出一個觀點：“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接著作者從清朝立國260年來的歷史證明這一點，然后再指出當時為數很少的幾個宣傳反滿的人“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蘊藉”、“主文諷切，勿為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由此說明所謂文的宣傳于革命實在無多補益。相反，革命需要的倒是“所化遠矣”的“徑直易知”，“叫咷恣言”的所謂不文的宣傳文字。于是作者得出結論：《革命軍》一書，“藉非不文”、“叫咷恣言”正是其能取得杰出宣傳效果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就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證回答了文章開頭用鄒容的話提出的關于《革命軍》表現形式上“不文”的問題，對《革命軍》“辭多恣肆，無所回避”和“不文”做了正面的肯定。最后一段辨析了《革命軍》命名和內容的關系，并借此實現了《革命軍》廣泛、深刻的內涵。縱觀以上論述，可見這篇序文寫得條理縝密，結構謹嚴，而且在行文中有頓挫，有回旋，有波瀾，有呼應，表現出作者謀篇布局上的匠心。

最后，本文文字雖然簡潔、古雅，但又不失其暢達，沒有作者有些政論文所帶有的古奧艱澀的毛病，這也應是本文在藝術上的一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