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已經同幾位來往較多的“生前友好”有過約定，趁我們現在還活著之日起，約好一天，會作挽聯的帶副挽聯(畫一幅漫畫也好)，不會作挽聯的帶個花圈，寫句紀念的話，趁我們都能親眼看到的時候，大家拿出來欣賞一番。這比人死了才開追掉會，嘩啦嘩啦掉眼淚，更具有現實意義。因此，我堅決反對在我死后開什么追悼會、座談會，更不許宣讀經過上級逐層批審和家屬逐字爭執仍然言過其實或言不及其實的叫做什么“悼詞”。否則，引用鄭板橋的話：“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二、我死之后，如果平日反對我的人“忽發慈悲”，在公共場合或宣傳媒介中，大大地恭維我一番，接著就說我生前與他如何“情投意合”，如何對他“推崇備至”，他將誓死“繼承我的遺志”等等，換句話說：即憑借我這個已經無從抗議的魂靈去偽裝這個活人頭上的光環，那么仍然引用鄭板橋的那句話：“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此外，我絕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淚。至于對著一個普普通通的、木知木覺的尸體去嚎啕大哭或潸然流淚，則是更愚蠢的行為，奉勸諸公不要為我這樣做(對著別的尸體痛哭，我管不著，不在本遺囑之限)。如果有達觀的人，碰到別人時輕松地說：“哈哈!黃苗子死了。”用這種口氣宣布我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這是恰當的，我明白這決不是幸災樂禍。

三、我和所有人一樣，是光著身子進入人世的，我應當合理地光著身子離開(從文明禮貌考慮，也頂多給我尸體的局部蓋上一小塊舊布就夠了)。不能在我死時買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生前最豪華的出國服裝打扮起來再送進火葬場，我不容許這種身后的矯飾和消費。順便聲明一下，我生前并不主張裸體主義。

流行的“遺體告別”儀式是下決心叫人對死者最后留下最丑印象的一種儀式。我的朋友張正宇，由于“告別”時來不及給他戴上假牙，化裝師用棉花塞在他嘴上當牙齒，這一恐怖形象深刻留在我的腦子里，至今一閉目就想起來。因此，絕對不許舉行我的遺體告別。即使只讓我愛人單獨參加的遺體告別。

四、雖然我決不反對別人這樣做，但是我不提倡死后都把尸體獻給醫學院，以免存貨過多，解剖不及，有礙衛生。但如果醫學院主動“訂貨”的話，我將預先答允將我的臭皮囊割愛。

五、由于活著時曾被住房問題困擾過，所以我曾專門去了解關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問題，才知道骨灰盒分三十元、六十元、七十五元……。按你生前的等級辦事，你當了副部長才能購買一百元一個的骨灰盒為你的骨灰安家落戶，為此，我吩咐家屬：預備一個放過酵母片或別的東西的空玻璃瓶，作為我臨時的“寢宮”。這并不是舍不得出錢，只是因為作為一個普通的腦力勞動者，我應當把自己列于“等外”較好。

關于骨灰的處理問題，曾經和朋友們討論過，有人主張約幾位親友，由一位長者主持，肅立在抽水馬桶旁邊，默哀畢，就把骨灰倒進馬桶，長者扳動水箱把手，禮畢而散。有人主張和在面粉里包餃子，約親友共同進餐，餐畢才宣布餃子里有我的骨灰，飽餐之后“你當中有我，我當中有你，”倍形親切，不亦妙哉。但有人認為骨灰是優質肥料，馬桶里沖掉了太可惜。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會覺得“惡心”怕有人吃完要吐。為此，我吩咐我的兒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隊的農村里，拌到豬食里喂豬，豬吃肥壯了喂人，往復循環，使它仍然為人民做點有益的貢獻。此囑。

莊周說過一個故事：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個人志趣相投，都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于是“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地做了朋友。但不久，子桑戶就死了，孔子急忙派最懂得禮節的子貢去他家幫著籌組治喪委員會。誰知孟子反、子琴張這兩位生前友好，早已無拘無束地坐在死者旁邊，一邊編簾子，一邊得意地唱歌彈琴：

“哎呀，老桑頭呀老桑頭，你倒好，你已經先返回本真，卻把我們仍然留下來做人。”

子貢一見嚇了一跳，治喪委員會也告吹了。急忙回去找孔頭匯報。姜到底是老的辣，孔子聽了，不慌不忙用右手食指蘸點唾沫，在案上方方正正地畫了個框框，然后指著子貢說：“懂嗎?我們是干這個的——是專門給需要這一套的人搞框框的。他們這兩個可了不得，一眼就識破了仁義和禮教的虛偽性，所以他們對于我們這些圈套都不值一笑。不過你放心，人類最大的弱點是懶，世世代代安于在我們的圈套里面睡大覺。而這些肯用腦子去想，去打破框框套套的人，卻被人目為離經叛道，指為不走正路的二流子、無事生非的傻瓜。他們的道理在很長時期仍將為正派人所排擯的。子貢，放心吧，我們捧的是鐵飯碗，明兒個魯國的權貴陽貨、季桓子、孟獻子他們死了，還非得你去組織治喪委員會不可，因為再也沒有像我們孔家的人那樣熟悉禮制的了。”(大意《莊子》)

以上的故事講完，想到自己雖然身子骨還硬朗，但人到了七十歲，也就是應當留下幾句話的時候了，于是寫《遺囑》。

(198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丹》)

賞析《遺囑》如按常規的寫作，應該說是屬于應用文的范疇。

黃苗子所寫的《遺囑》一文，妙就妙在他打破了“遺囑”的常規寫法，別出心裁，以幽默輕松的筆調，道出了別人不愿意說或不想說或簡直就想不到的真話，一掃蒙在“遺囑”這種文體上面那層僵硬的嚴肅性，給讀者帶來了愉悅和新的價值觀念。因此，《遺囑》是一篇別開生面的隨筆。

《遺囑》最吸引人的地方，恐怕是文章所表現出來的新穎、獨到的見解和鮮明的愛憎態度。常人喜歡死后開追悼會，喜歡讓人宣讀壯麗的“悼詞”，而作者則“堅決反對”，提倡活著時和“生前友好”帶著挽聯、花圈一起欣賞一番。常人忌諱說“死”，而作者卻喜歡別人用“哈哈!黃苗子死了”這種語氣說出真相。常人喜歡按等級買骨灰盒，而作者則只需一個空玻璃瓶。常人喜歡保存骨灰，而作者卻主張將自己的骨灰拌到豬食里喂豬，為人民做點貢獻。……以上這些大膽而又出格的真知灼見，為文章增添了熠熠光彩，無疑在強有力地撥動著讀者的心弦。

《遺囑》的第二個特點，恐怕就是文章所表現出來的吞吐自然的風格。文章在表明自己的主張時，決不干巴巴講大道理，決不板著面孔訓斥人。如果文章那樣寫，必然是板滯而毫無生氣的。隨筆的生命就在一個“活”字，唯有“活”，才能吸引人。比如《遺囑》有這樣的話語：我和所有的人一樣，是光著身子進入人世的，我應當合理地光著身子離開(從文明禮貌考慮，也頂多給我尸體的局部蓋上一小塊舊布就夠了)。這些話說得是多么自然而又合情合理呀!《遺囑》還引用了莊周說過的一個故事，敘述故事也毫無書卷氣，其中有幾句是寫孔子的：姜到底是老的辣，孔子聽了，不慌不忙用右手食指蘸點唾沫，在案上方方正正地畫了個框框……雖寥寥數語便寫出了孔子其人。

《遺囑》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其語言的俏皮、潑辣，而這正好和文章思想的犀利風格自然相表里。例如冠在活人之前的“生前友好”，就具有反常規的新鮮性，不說痛苦而說“嘩啦嘩啦掉眼淚”就十分生動，至于在悼詞前面加“什么”就更具有否定的意味。《遺囑》是具有很強的戰斗性的，敢于向陳腐觀念宣戰，這主要體現在用詞的尖銳性上，例如像“忽發慈悲”、“情投意合”、“推崇備至”、“誓死”等都是正詞反用，“英雄”、“退出歷史舞臺”都是大詞小用。

總之，該文滲透著一種面對生死無私無畏的精神，語言輕松活潑尖銳有力，修辭手段豐富多樣，又能借古喻今曲折行文，所以該文就具有一種驚世駭俗的力量，讓人在審美愉悅中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