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同志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讀了很多歐美各國的野史和筆記。他在解放前寫了一本《零墨新箋》，其中《李白與菩薩蠻》、《康昆侖與摩尼教》等篇引證中外文獻，都有令人信服的結論。此書中的某些篇章最近在國內和港澳報刊重新發表，對讀者仍有莫大的吸引力。

此書的第二十三篇為《蕃薯傳入中國的紀載》，作者根據彼得齊埃加(PedroCieca)于一五五三年寫的《秘魯史紀》(CronicadePern)，考定蕃薯傳入中國在明代萬歷四十五年，亦即公歷一六一七年前后。這卻是大可商榷的。

為什么大可商榷呢?因為早在宋代，著名的文學家蘇軾便與蕃薯打交道了。

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對《蕃薯》一條，比較審慎，沒有介紹其流傳的歷史，但詳載了蕃薯的“山芋”、“甘薯”、“紅薯”、“紅苕”、“白薯”、“地瓜”等六種異名，這對問題的解決是大有幫助的。

我想應該再說明一下，《辭海》寫作蕃薯，比楊憲益同志寫作蕃薯要妥當一些。

蘇東坡曾寫過《和陶酬劉紫桑》一詩：紅薯與紫芋，遠插墻四周。且放幽蘭香，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田疇。淇上白玉延，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這里的“紅薯”無可懷疑的就是蕃薯，也就是山芋。而“淇上白玉延”，蘇東坡自己作了注釋，是指的山藥。我們知道山藥自古以來就是中醫所用的補氣良藥，而作為一般食物，也算作上品的。到現在為止，宴會上還常常用“拔絲山藥”作為甜菜，也受到外賓的欣賞和贊揚。

在這首詩里，蘇東坡把山芋作為觀賞植物來對待，而且是把山芋收藏貯存起來，到冬天再吃。甚至認為滋味還在山藥之上，則未免有點夸張了。

現在的四川省，也是山芋的主要產區，然而原籍四川樂山縣的蘇東坡卻說：“一飽忘故山”，可能當時四川樂山還沒有山芋。

蘇東坡和山芋打交道，以山芋為題材寫作詩文書信，并不止這一次。黃庭堅的《山谷跋偽作東坡書簡》說：“此帖安陸張夢得簡，似是丹陽高述偽作，蓋依傍糟姜山芋帖為之，然語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堂也。”從黃庭堅的語氣看來，蘇東坡是寫過《糟姜山芋帖》的。

蘇東坡為自己的詩集作序時說：“過子忽出新意，以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所以蘇東坡不僅喜歡吃山芋，而且也對山芋羹的色香味作了很高的評價。誰首先發明山芋羹的，蘇東坡好像把這一分光榮給了他兒子蘇過，這并不公平。因為同時代人的晁補之也有“一杯山芋校離騷”的詩句，既是一杯，當然是半流質或流質的山芋羹，而不是整塊的山芋。看來，當時社會風氣的確對山芋比較重視。晁補之把“一杯山芋校離騷”作為雅事來寫，大概就像我們現在把一杯麥乳精或蓮子羹放在桌上而讀唐詩或宋詞的情調相近罷!

又有一個周文雍，寫過“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吃地爐山芋羹”的詩。大概古代的大寺院也用山芋羹招待善男信女的。

元明兩代的山水畫我看了不少，發現許多不同的樹木上掛了同樣的枯藤，頗為不解。后來到了四川，親眼看到四川人把山芋收獲以后，都把山芋的藤掛在樹上，使之曬干吹干。因此，我想即使北宋時代四川確實還沒有山芋，那末元代甚至早在南宋也就有了。決不是等到明代萬歷末年傳進中國的福建，再從福建傳到四川去的。

楊憲益同志之所以采用《秘魯史紀》的材料，也不是草率從事的，對于中國的文獻，他也作了探索，他看到了明末周亮工所著《閩小記》書中關于蕃薯的記載：“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于漳郡，漸及泉，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然吝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尺許，挾小蓋中以來，于是入閩十余年矣”等等。《閩小記》和《秘魯史紀》倒是對得起頭來的。

我查考了《長樂縣志》，記載比較詳細，基本上和《閩小記》相近似，而且也介紹了山芋流傳到浙江、河南、山東等省的情況。《寧化縣志》、《連江縣志》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

因此，我認為《閩小記》說明代萬歷年間山芋才傳入中國雖然不對，但所記載的流傳情況也還有一定的價值。看來山芋傳入中國不止一次，路線不止一條。當然，這明代萬歷年間的一次并不是最早的一次，可能是最遲的一次了。

《閩小記》提出了山芋另一異名為“朱薯”，也是其它典籍所未載的。楊憲益同志的文章最后一段如下：

附帶可以提起的，就是蕃薯在美洲原名為PaPa。我們一般認為蕃薯的“番”字是“外國”的意思，其實也許是PaPa的譯音，這與淡巴菇之為Tobacco相同。又美洲土人又名蕃薯為Chunno，這與“薯”字的音也有些相似。

關于讀音和山芋的異名問題，清代末年杭州人施可齋提出了一條十分值得重視的意見，他從根本上排除了“番”即“外國”和山芋是從外國傳入中國的說法。根據福建方言的讀音，施可齋認為“甘”與“番”相近，因此他懷疑“蕃薯”兩字是從“甘薯”訛傳而來的。

我還想談一談山芋的香味問題，蘇東坡的詩說“且放幽蘭香”，似乎是指整株植物。《閩小記》說：“器貯之有蜜氣，香聞空中”，是指收來貯藏的山芋，是兩件事。事實上恐怕山芋既是分幾次傳入中國的，品種也就隨之而異，其香味自然也就不同了。以我們現在所吃的山芋來說，紅皮的有香味，白皮的就沒有，也許這紅皮的就是“紅薯”，而白皮的就是“白薯”吧!

(1980年《散文》第3期)

賞析這是一篇關于一個“學術”問題的科學小品文，談的是“山芋”這種植物傳入中國的年代問題。

由于文章是從別人的已成定論的觀點中發現問題，提出異議，進行商榷，所以如何使文章所談自圓其說，成一家之言，其難度是很大的。然而，由于作者對問題有深入的鉆研，掌握了大量準確的材料，經過精心的引征推敲，終于充分地說明了問題。文章嚴謹而有序的結構為準確地表達思想觀點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按照一般文章的做法，在提出問題和“立論”以后，就應該運用論據進行論述了，但本文作者卻于此宕開一筆，特意審明《辭海》中對《蕃薯》一條的解釋，緊接著，又補充一句：“《辭海》寫作蕃薯，比楊憲益同志寫作蕃薯要妥當一些。”讀完全文，我們會感到，作者在這里所作的這些說明，對于說明問題是大有幫助并十分重要的，它們起到了清除障礙、暢明道路的作用，為最后水到渠成地說明問題做了鋪墊。再如，中間經過大量的論據——正確考定蘇東坡確實“吃”過山芋以后，又巧妙地回應開首提出的問題，認定楊憲益運用的材料和提出的觀點也并不是草率從事的，文章又用不少的篇幅介紹楊著觀點的來源及造成欠妥的原因，并充分肯定了楊說的價值。這樣，就更使文章觀點穩妥可靠，文意貫通無隔。

擺事實，講道理，用論據說話，細致的考據求證，周密的邏輯推斷，嚴謹的語言敘述是本文寫作上的突出特點。持之有據，證之以理，看似隨意漫筆，實則緊扣中心，在旁征博引的同時，追求文意內在的聯系，在突出自己見解的同時，不忘照應原來的觀點，這也正體現了“商榷”小品文的特色。

另外，文章所選用的材料，雖然大都是從史書或古代文學作品中采擷而來，卻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很能說明問題。讓人看后，在自然地接受其觀點的同時，也驚嘆作者那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文學修養。文章把一個純粹的學術性問題講的有聲有色，意趣盎然，嚴謹而不乏活潑，沉實而富有文彩，這又表現了作者精湛的駕馭文字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