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捧著《圍城》，不禁感慨系之。這是一部諷刺小說，我是最早有幸讀者中的一個。我當時隨著西諦(鄭振鐸)編輯《文藝復興》，刊物以發表這部新《儒林外史》為榮。我在清華大學當西洋文學系助教時，就聽說學生中有錢鐘書，是個了不起的優等生，但是我忙于安葬十年不得入土的先父，又忙于和朱自清老師一道出國，便放棄了認識這個優等生的意圖。我只知道他是本校教授韓愈專家錢基博的兒子，家教甚嚴。我們相識還得感謝同學兼同事的陳麟瑞。陳麟瑞已在十年浩劫中捐軀。西諦早在一九五九年空中遇難。追憶往事，一連串的苦難，真是不堪回首。

他家和陳家(即柳亞子的家，陳麟瑞是柳亞子的女婿)住在一條街上，兩家往來甚密，經陳介紹，我家便和他家也往來起來了。他是個書生，或者書癡，幫我們兩家成為知友的還得靠他溫文爾雅的夫人楊絳。我演過她的喜劇《稱心如意》，做老爺爺，佐臨擔任導演，卻不知道她丈夫在閉門謝客中寫小說。其后勝利了，西諦約我辦《文藝復興》，我們面對著他的小說，又驚又喜，又是發愣，這個作學問的書蟲子，怎么寫起小說來了呢?而且是一個諷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關心世道人心啊。

所以“重”讀《圍城》，就不免引起了這番感情上的廢話。

一晃已經三十多年了。那時還在上海解放前。歲月如流，這部小說卻光澤依舊。聽說香港盜印了不知多少版，美國翻譯成書，日本也在翻譯，而中國本土卻默默無聞。不!我知道，適夷同志為印這部小說，就游說作者好幾趟，他都回避了。為什么要回避呢?我們住在一個大樓，我從來也避而不談此事。我心里想，沒有領導關照，私下里留念過去，作為一個“新”(應當是“舊”)知識分子，惶惶然于改造還來不及，十年浩劫又成了“臭老九”，誰肯冒這場無情風險呢?看批斗時，這種回避便成了好事。但是，今天陽光普照，到底不同于風雨飄飄的秋天了，捧著新印出來的《圍城》，有如故友重逢，握手言歡，又驚又喜。

《圍城》本意是什么呢?

這個謎不難解釋，就在書里，只是有些淵博罷了。我照抄如下：

慎明道：“關于Bertie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了一句英國古語，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鴻漸，是不是?”鴻漸搖頭表示不知道。

辛輥道：“這不用問，你還會錯么!”

慎明道：“不管它鳥籠罷，圍城罷，像我這種一切超脫的人是不怕圍困的。”

整個情節，如果這里有情節的話，就是男女間愛情之神的圍困與跳脫，而這個平常的情節又以一個不學無術的留“洋”生回國后婚姻變化貫穿全書。這個留學生就是冒牌博士方鴻漸。

因為是留學生，周圍又有各種風流倜儻的名士才子，作者敘述故事(包括婚姻、家庭與謀生)時，便栩栩如生，諷刺備至。無論是文學議論，或者教授講話，或者爭風吃醋的暗諷明喻，都給我們帶來少有的感情沖擊與“高談闊論”。這是一部發人深省的各種知識分子的畫像。

然而這只是情節本身的姿態變化。它本身卻處在一個抗戰時期的大時代里。人民和學校流離失所，逃難者有之，茍茍蠅蠅者有之，發國難財者有之，變化離奇而尋常，對國統區是最大的諷刺，對高等教育事業與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這里一怒而去，蘇小姐成了香港、重慶之間的投機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壞，勢利校長耍陰謀手腕;方鴻漸心情惡劣，孫小姐和他結婚與離婚，這就是方鴻漸的“命也夫!命也夫!”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圍城》!一場圍城之戰委婉敘來，極盡挖苦之能事，又配之以動蕩不安的國家大事，抗戰乏術，逃難有罪，小百姓呼天喊地無門。而作者清詞妙語，心織舌耕，處處皆成文章。淪陷區的真實情況，歷歷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話家常。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981年《文藝報》第3期)

賞析這些年來，雖然錢鐘書先生耿介絕俗，自甘寂寞，但有關錢鐘書的文章在各類報刊上卻仍日見其多，特別是《圍城》被改編成電視劇后，出現了錢鐘書先生自己所極不情愿看到的那種社會轟動效應，加之學術界內居高不下的“錢學熱”，形成一種耐人尋味的社會人文景觀。在眾多有關錢鐘書和“錢學”的文章中，李健吾先生的這篇隨筆可謂別開生面。它不是學術論文，須條分縷析，鑄字煉句，也不像一般的介紹、回憶性文章，囿于頂禮膜拜而浮露粗淺。做為一名與錢鐘書相知數十年的老作家、老學者和首次發表《圍城》之刊物的老編輯，作者對錢鐘書的了解無疑要較他人深入得多，因此，雖只短札數語，但內容精煉，感情誠摯，娓娓而談，不落窠臼。我們不必奢望就一篇隨筆而認識人物之全貌，但它卻分明從一個側面給我們提供了一份對走近人物、理解人物大有裨益的新鮮感受。

這篇隨筆名為重讀《圍城》，但從內容來看截然分成兩大部分：先書外，后書內。所謂先書外，即是因重讀《圍城》而引起的那番“感情上的廢話”。世事滄桑，歲月如流，作者回首往事，不禁唏噓感嘆。但作者并非無所依傍，直訴衷情，而是從有關人物生活的點滴平凡處憶起，看似瑣細，實則包孕豐富，耐人尋味。比如，作者在開頭就說隨鄭振鐸先生編《文藝復興》，“刊物以發表這部新《儒林外史》為榮。”一句話即將當時由《圍城》引起的震動和刊物同人不無自得的心態道出，以至于不免使人想象到由此引起的那種洛陽紙貴的情形。然后作者并不直接描摹人物的言談舉止，而是擷取若干生活細節映現人物的個性和風貌，譬如錢鐘書在學生時代就才華出眾，出身書香門第，家學淵源深厚等，特別是作者與錢鐘書、楊絳一家的相識及《圍城》的問世經過寫得富有情趣。整個第一部分循著感情的起伏而自然流動。數十年風風雨雨，滄桑變幻，既有友人故去的悲慨，也有重見陽光的喜悅，悲喜交加，難以言狀，因此從第一句話“手里捧著《圍城》，不禁感慨系之。”到“捧著新印出來的《圍城》，有如故友重逢，握手言歡，又驚又喜。”不僅僅是形式上的重復，實在是難以抑制的感情遞進。同時整個第一部分也是以事寫情，以情動人，絕非感情上的“廢話”，而是構成全文的必要的感情鋪墊。

關于對《圍城》本身的評論，作者單刀直入，先以書中人物的對話喻示了其主題，然后以冼煉的語言談了自己對作品內容的理解。在這里我們不妨作如是觀，本文前一部分的意圖是通過回憶人生來認識作品及探索作品中的人生意識，而后一部分則是換了一個角度亦即從時代與作品的關系上對作品加以闡述，這樣，回憶人生與評論作品極自然地融為一體，從而構成本文情感抒發與理性歸納有機結合，既親切、真摯，又精悍、雋永的一大特色。這種文藝隨筆的寫作方式對我們不無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