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為諫議大夫，思有以拾遺補闕，致君堯舜。久思未得，乃錄魏玄成《十思疏》以進。

疏未上，忽念“居安思危”一語未妥，今太平盛世，正國祚綿長，何危之有?危言聳聽，罪當貶黜，乃引筆抹去。已而，又念“載舟覆舟”一語太險。民若“覆舟”，豈非作亂?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豈可言“所宜深慎”?又抹去。既而復(fù)念，“慮壅蔽”、“懼讒邪”亦非臣下所宜言。今上洞燭萬物，臣賢吏良，豈有壅蔽、讒邪之事?妄生是非，罪在不赦。念及此，不禁汗下浹背矣。復(fù)抹去。如是者再，心始稍安，秉燭復(fù)誦，玄成《十思疏》，僅余“承天景命”、“垂拱而治”八字而已。

(1992年3月湖南文藝出版社《繪圖新百喻》)

賞析孟子說：“君有過則諫。”皇帝有過錯，要諫諍，使其改正，是為的“致君堯舜”。大概歷代皇帝都想使自己成為堯舜，從而設(shè)置了專司議論朝政的官職——諫議大夫之類。陳四益的《進諫》就是以這個“諫”字為文的。

有某公，身為諫議大夫，“思有以拾遺補闕”，仿效魏征上疏。疏未上，忽然念及“居安思危”一語未妥，本是太平盛世，何危之有?于是揮筆抹去。繼而又覺著“載舟覆舟”一語太險，民若“覆舟”，豈非作亂?“亂”字豈可說得，又于是揮筆抹去。再繼而一想，“慮壅蔽”、“懼讒邪”，豈不是說皇帝不明察洞燭為讒所蔽?想至此，“不禁汗下浹背矣”，于是又揮筆抹去。如是者再，心始稍安。最后剩下八字：承天景命，垂拱而治。

這篇小文簡練而富風趣。說是小文，它實不足二百字。說是簡練，雖不足二百字，而“某公”竟活脫脫躍然紙上。簡練重在煉字煉句。且看該文中幾處用語：當某公忽念時，用的是“未妥”，又念時，用的是“太險”，既而復(fù)念時，則是“汗下浹背矣”。這不同的用語，不僅表達出了某公思想活動的階段性，也表達出了思想的迭次變化所引起的不同心理變化。而“心始稍安”的“稍”字，尤為切中，簡直狀出了某公謹小慎微之態(tài)。通篇無滑稽之言，風趣寓于莊重之中，又似無意出之。這是不動聲色的幽默，這類幽默時而見之于《史記》、古典文學與明、清人筆記中。作者深諳此中三昧。

此文更值得一提的是引人一思再思。

初讀之后，當看到“諫”字逐漸蛻變成了“諛”字，某公初衷如彼，而又結(jié)果如此，誰能不為之忍俊不禁?能不說是滑稽喜劇?

然而再細一想，這某公而再而三之所思，何嘗不言之成理?顧慮重重又何嘗無因無故?他的出丑、實非甘愿，蓋由所迫。就某公自身講，說是喜劇，毋寧說更是悲劇。

謂某公所思是言之成理、顧慮有因，不是沒有根據(jù)的。遠在戰(zhàn)國時期的韓非，在他的《說難》一文中就曾寫過：“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對這“逆鱗”之懼，韓非不厭其煩地用了七個“身危”。《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則說成是“文死諫”，干脆將“諫”字和“死”字給伙穿了連襠褲。韓非的“身危”、賈寶玉的“文死諫”，都說得一語中的，看來他們都很清楚，君上的過錯總是和“逆鱗”攪和在一起的。皇帝又想成為堯舜，卻又厭人“嬰”自己的“逆鱗”，而所謂鯁直剛烈之臣，為了“致君堯舜”，又不能不犯顏“嬰逆鱗”。君之尊、臣之忠在這兒撞了車，于是貶官、流血，一代一代地反復(fù)出現(xiàn)著這類悲劇。當然，也有個別例外，那就要傳為佳話了。“某公”似乎看穿了這一套，又沒勇氣演悲劇，只好演起喜劇來。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是在和沒有出場的某個皇帝共同在合串著鬧劇。

這類鬧劇，僅僅出現(xiàn)在皇帝和諫官之間么?大官與小官之間，小官與百姓之間，又何嘗不也演著這類鬧劇?一句話，在絕對化的權(quán)力之下，這類鬧劇是不會輟演的。當然這鬧劇的主角只能使人鄙視。

丁聰作畫另有千秋，與文珠聯(lián)璧合爭相映輝。如謂文含而不露，畫則如點龍睛。某公四肢伏地從桌底鉆出之狀，不正是“汗下浹背矣”的誠惶誠恐心理狀態(tài)的形象化?歌功頌德的八個大字竟然馱在背上，其辛辣，應(yīng)是入骨三分罵亦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