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國志》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題“珠溪漁隱撰”。二十四回。宣統元年 (1909) 四月上海小說進步社初版。

書接《三國演義》一百○四回，敘諸葛亮因舊病復發，祈禳北斗; 至第六夜，主燈忽被魏延撲滅，孔明自分不免于死。上天惻然有大不忍之心，延孔明一紀之壽。孔明病愈，欲圖自強，訂立三十六字方針：欲興漢室，須先變法，鏟除舊政，重建新猷。先從興辦教育入手，責成每縣設小學堂十所，高等小學堂二所;郡設中學堂二所; 州設高等學堂二所;成都設立大學堂五所，開辦之初，先設預科。孔明建議興學要專尚精神，不重形式，只要學科齊備，其他設施不必講求精美。認為吳魏興學，一味學洋法，學生學問未進，卻學會懶惰，不足為法。并特設學部，薦秦宓為學部大臣。秦宓提議開設體操以強國，研究科學為智學，講求道德為仁學，并舉不廢。繼而孔明與姜維共商改建軍隊，決定將舊軍改為警察，設立警察部，任費祎為大臣。費祎制定警律，裝置路燈以防盜賊，設立菜市場以禁止隨路設攤，設立清潔所，凡飲食須經官醫檢查，并大舉滅鼠。又設兵部，姜維任兵部大臣，改革招兵方法，變召募為征召，四下派出征兵官，舉辦演說大會。其間孔明研制出雙管快槍、單管快槍、毛瑟槍、來福槍等新式武器。新兵既到，即以火槍火炮裝備。爾后興辦路政。孔明親自畫就鐵路、汽車圖紙，成立鐵路公司，董允任公司經理，為籌集資金，特發行股票，購者踴躍。不到二年，鐵路全線通車，后主御駕親臨，主持開車大典。時長史楊儀因記孔明不用之恨，交通內侍黃皓，欲構陷孔明。孔明得知，巧施妙計，使楊儀與黃皓相斗，楊儀終被革職。尚書李福為及時傳達消息，創辦《漢報》館，蜀漢遂有報紙。當時興辦女學，成都有一女學生姓曹名秋英，乃魏宗室旁支，因與馬夫阿榮相愛同居，被乃父告發。秋英在縣令面前慷慨陳辭，竟至勝訴。此事一時成為 《漢報》之大新聞。孔明又設法部，任杜瓊為大臣，制定刑律，設建各級審判廳，法律得以完備。接著又設商部，任蔣琬為大臣，籌辦賽會，勸業會，鼓勵民眾經商，振興商務，并訂立《商人通律》。邊境忽報南蠻迫害漢僑，孔明急召眾大臣商議對策，言禮言兵，眾議不下，最后孔明決定派呂凱為領事官，迸駐南蠻，維護漢僑利益。又設外務部，命宗瑋為大臣，與東吳訂十二條約，互派欽使，以通情好。為振興經濟，孔明邀請眾大臣獻計獻策。席間郤正詳述蠶桑之學，孔明大喜，即任郤正為農部大臣，開設蠶學館和繅絲廠，孔明又奏請后主設立財政部，薦董允為大臣，總理全國之度支。董允擬定幣制，分別鑄金、銀、銅三種貨幣作市場流通，并開設國家銀行、勸業銀行、商業兼儲蓄銀行，銀行發行紙幣。國內金融得以控制，經濟快速發展。時因教育普及，人民知識水平提高，參政意識加強，竟紛紛涌入成都，要求參議政事。朝廷為鄭重起見，先設咨議局，選舉議員入局，學習議事，以為正式參政之預備; 又設憲政編查館，任祭酒孟光、束敏為編纂官，編就資政院、咨議局章程，并決定九年后召開國會，頒布憲法。令既下，要求參政之事遂息。時成都有一理化專修學校，校長張裔潛心研究，發明電學。孔明命張裔開辦電報局，專營電報、電話業務，繼而張裔又發明電車電艦。一日，后主病。北地王劉湛偕孔明入宮探視，不意后主劍傷北地王，又下圣旨奪孔明之職，眾大臣無不震驚。孔明即派警部偵探前去偵察，探明魏國派術士符敏士買通內侍黃皓，混入宮中，用催眠術催倒皇帝，借蜀帝之筆以排斥諸賢，此案既破，因后主病體難愈，由北地王攝政。全國上下奮勉，新事業如鐵路、電報、森林、工廠、農業、商場等無不興辦，如俱樂部、打球場、公花園、博物院等人民游樂之所應有盡有，如養老院、孤兒院、濟良所、公醫院等慈善事業一一俱備。延熙十九年，蜀漢兵分兩路： 孔明北伐，姜維東征。孔明進軍，司馬懿以堅壁清野之故技固守長安，孔明以火炮、火油炸彈進攻，城破，司馬懿受傷，喬扮商民脫逃，蜀兵至上庸，投下戰表，上庸守將回書，竟聲稱確守中立 (此處作者夾注： 當甲午之役廣東某兵艦被日軍捕獲時，兵艦統帶曰： “我艦屬南洋，非北洋也!”同一笑話)。不日滅魏。姜維先使偵探破壞東吳電報電話等通訊設備，封鎖東吳軍，繼而大舉進攻，吳人措手不及，遂滅。蜀漢囚魏主、吳主于海島，天下遂歸一統。

宣統元年(1909) 舊上海文壇上，出現了兩部《新三國》，作者分別是陸士諤和珠溪漁隱。《新三國志》的末了，作者聲稱： “珠溪漁隱素性很是誠實，有一事便記一筆。這部書上下廿四回，前后七萬字，字字確確實實，句句真言，從沒半個字誑話，諒看官們也必信得過的。不比我的好友青浦陸士諤先生，他撰的《新三國》，文字雖較在下為高妙，資料雖較在下為豐富，議論雖較在下為透辟，而究屬誑語過多，言不征實，不足成為信史，”可見《新三國志》的創作在《新三國》之后，抑或是受《新三國》影響而作。讀過小說，會覺得這番夫子自道頗有“此地無銀”的味道，顯然是故作噱頭。然而小說的主題又是嚴肅的。結合小說產生的時代，這番話又可品出酸楚來，一如小說同時包孕著喜劇和悲劇。

在短時間內出現兩部同題小說并不是偶然的，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模仿。1840年，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開了緊鎖的國門，從此中國進入長達百年的受侵略受凌辱的惡夢般的年代。英國、法國、沙俄、德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變本加厲的侵略掠奪，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空前的民族危機震撼了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愛國主義隨之成為近代中國文化架構的核心，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探尋著救亡圖存的道路。文學，是這種探尋的重要載體。近代文學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貼近生活，忠實地記載了中國人民的歌與哭，血和淚。對封建制度、舊道德的抨擊和否定，對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和經濟侵略的同仇敵愾，對建設祖國、振興中華的滿腔熱忱，近代社會思潮的這些主旋律在文學上奏出了強音。由于自身的優勢，加之改良派理論家的鼓吹和提倡，從中日甲午戰爭以后，小說這一體裁成了文壇主角。古典小說傳統以多種途徑影響著近代小說，而近代小說家似乎對古代小說創作中的續書現象特別有興趣，以至群起而續之，幾乎所有的古典名著都有新續，續書基本模式是“舊瓶裝新酒，古人著時裝”。除了銷路和社會影響方面的考慮，小說家們之所以這樣做，恐怕是有深層的心理原因的，那就是對舊文化舊傳統的藕斷絲連。這種心理在小說內容方面表露得更明顯。在古典名著中，《三國演義》反映戰亂，強權 (魏) 得勢、正統 (蜀) 式微的內容很容易引起近代文人對現實的聯想而發生共鳴，這正是《三國演義》倍受青睞、一續再續的原因。

《新三國志》創作的內在驅動力是作者強烈的愛國思想。小說從諸葛亮六出祁山兵敗寫起。當此之時，正是蜀漢戰場失利、經濟凋弊、國勢危殆之際，這種情勢與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有很多相似之處。而孔明病死五丈原，不啻擎天柱折，給蜀漢以致命的打擊，作者對此痛心疾首：“孔明而果死，不特中原陸沉，即西蜀一隅，亦復難延漢祚。蒼蒼者天，實有側然大不忍之心，而延孔明一紀之壽。”惻然的正是作者自己，他要以孔明復活給蜀漢打入一劑強心針，讓孔明力挽狂瀾，振興漢室。作者身處外敵憑陵、災難深重的危急關頭，憂心如焚，急欲尋找一條強國之路，《新三國志》的創作，正是他為氣息奄奄的老大帝國開出的藥方。

那么，強國之路在何方?孔明回到成都，就制定了施政總綱領：“欲興漢室，須先變法，鏟除舊政，重建新猷。”這開宗明義的十六字方針，核心思想就是變法維新。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孔明縱橫捭闔，采取了一整套變法措施，涉及到內政、外交、農桑、工業、商業、交通、通訊、軍事、財政、教育、道德、宗教、科學技術、新聞出版、社會福利等領域，內容之廣，幾乎包容了社會生活的每一方面。在這包羅萬象的內容中，如果要找到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作者的求新意識，他熱情洋溢地介紹新知識、提倡新觀念、推行新事業。變法的實施者是孔明，設計師當然是作者。作者構畫了變法藍圖和具體操作程序。變法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開通民智，培育人才，因此先興辦教育，設新式學堂; 為增強國力，就改革兵制，改良武器，改進訓練; 為振興經濟，就舉辦實業，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農桑和商業……，限于作者的知識結構，這些新事業的介紹詳略不一，如對“聲光電化”，作者雖稱羨不已，卻語焉不詳，而對蠶桑之學則津津樂道，竟至長達數千字，詳盡有如技術報告。

但是，結合 《新三國志》產生的時代背景看，這部小說的 “新”是要打折扣的。《新三國志》的創作距鴉片戰爭的爆發已經半個多世紀，近代西方文明早已隨著洋槍大炮和通商口岸滲透進了古老中國的肌體; 戰爭失利，更使老大帝國的臣民痛切地體驗了科學技術的巨大威力。幾乎和國門被打開的同時，有識之士就開始進行反思，放眼看世界，提出了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戰略。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洋務運動的興起，可以說是這種戰略思想的實施，“中體西用” 的口號則是理論上的概括。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引進外國科學技術，創辦工礦企業，舉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成為一時風氣。而到1898年戊戍變法前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物更提出了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等變法思想。因此，《新三國志》所描寫的一切，即使是當時的讀者看來，也是“至今已覺不新鮮”了。而在小說出版的前四年，1905年，真正的新生力量，給中華民族帶來曙光的革命團體“同盟會”開始走上了歷史舞臺。對此，《新三國志》 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

由此可見，《新三國志》并不是作者枯守書齋閉門造車的產物，而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留下的印痕。總體上看《新三國志》屬于資產階級改良派小說，從小說提出的變法綱領、具體措施看，都是和改良派的主張一脈相承的。作者希望祖國強盛，主張變法，但又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統思想 (這一點正好和 《三國演義》合拍);既服膺西方的科學技術，又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以至變成強烈的排外情緒。第四回，蜀漢動議改善交通，興辦鐵路，孔明先是主張派人去外洋考察，姜維卻堅決反對：“丞相曾造木牛流馬，夫木牛流馬并沒有什么模范，且也不曾試驗過，尚一造即成，運行迅速，不需人力。況鐵路汽車(即火車)有成效者乎? 外洋各國也不過是個人，我們中國也不過是個人，難道我們的心思一定不如外洋的么?丞相多才多藝，中外欽仰，何不精心獨運、自創一法乎?”最后孔明欣然同意，竟馬上就繪制出火車鐵路的圖樣。作者把“聲光電化”等科學技術看作是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大量新事物的描寫賦予小說鮮明的時代特色，但作者把這些新事物的發明權都歸之于孔明等一幫“超人”，連“師夷制夷” 的胸襟也沒有。對于君主立憲制，作者雖持贊成態度，但認為不宜操之過急。對人民要求參政議政的呼聲，他認為“此刻各州郡的請愿也并不真有什么國家思想，不過趁著一時的高興，熱鬧一會子，博個虛名兒罷了，所以請愿人的氣焰雖高至萬丈，卻都是客氣的多而主意少。”“國民參政雖系美舉，然事屬創行，不可不格外鄭重。”他的設計是自上而下、按步就班地推行立憲政體。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有時候作者的觀念比洋務派和維新派還要保守和狹隘。

就是這樣，革新與守舊，開放與閉鎖，矛盾地并存于 《新三國志》 中，這也許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普通知識分子的典型心態。他們有強烈的愛國情感和較高的知識修養，不滿社會現狀，也較能接受新事物; 而封建正統思想又使他們抱殘守缺，不愿動搖整個封建制度。猶如一個長期幽閉暗室的人，突然打開窗戶，對射進來的陽光感到錯愕和驚喜，卻又自足于被陽光照亮了的狹小天地，而不愿投身到窗外的世界中去。《新三國志》就是他們理想社會的標本。由明主賢臣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用新型的材料去修補風雨飄搖的封建大廈; 變法盡管受到內奸外賊的阻撓破壞，但仍然勢如破竹，收效甚速。不消十幾年，就建成一個政通人和、經濟發達、武力強盛的偉邦，完成統一大業，雄視世界。顯然，這是善良的人們的一枕強國夢。近代史上，有多少中國人做著這同一個夢，又有多少人拿這夢想去付諸實踐，都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碰得頭破血流。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同樣也困擾著作者。他將這一場轟轟烈烈的事業置于一個已往的、為人們所熟的知歷史時期，讓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參與其事，使這一場變革蒙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成為脫離實際的空中樓閣。這是否作者有意識地借此抒發 “無可奈何花落去” 的幻滅和悲哀呢?

作為一部烏托邦小說，我們不必強用 “真實”這一藝術尺度來衡量《新三國志》，正如不必理會作者“字字確確實實，句句真言”的信誓旦旦。小說主要是宣揚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場面廣闊，事件紛紜，具有恢宏的氣勢，其理想化色彩使某些描寫痛快淋漓，令人興起。作者不以人物形象塑造為己任，而熱衷于發表對社會的見解，因此小說的藝術形象是蒼白的，卻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同時，作者創作思想上的矛盾也導致了小說藝術上的嚴重缺陷。作者套用了一個著名的歷史故事，沿襲了一部古典名著的人物和情節，卻又采擷時事，滿嘴新名詞，通篇新事物。新與舊，造成了極大的反差，雖然新奇有趣，卻流于滑稽，影響了主題的嚴肅性。在這樣的藝術形式中，歷史變得陌生了，而現實又似乎倒退了，讀者無所適從，造成閱讀上的空落感，主題思想的表達也失去了時空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