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鑒賞〕　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一語之所以能夠廣為流傳，除了它與著名的成語故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相契合、相得益彰之外，還因為“禍”、“福”之得失是每個人都十分關注的一點，而老子卻智慧地指出了兩者相互轉化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從而足以發人深省。對此，正如《老子·四十二章》所說的“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強調人間事象的乖異與不確定。

對于老子的這一思想，由于《老子》篇幅的限制，自隱的老子不便展開來詳細述說。而以后西漢的劉安則在《淮南子》中則將人生道路的曲折和不確定集中揭示在了他的《人間訓》中。以下我們來看看這人世間的乖異和不確定。

《淮南子·人間訓》引《老子·四十二章》說：“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然后接著問：“何以知其然也”？劉安于是舉例說明這人世間的乖異和不確定：以前楚莊王在河雍之間的邲地戰勝了晉國，凱旋歸來后莊王要封賞孫叔敖，孫叔敖辭謝而不接受。后來當孫叔敖患癰疽快要死時，他對兒子說：“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會封賞你的，一定要推辭肥沃富饒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荊之間有個叫寑丘的地方，那兒土地貧瘠，所以地名也難聽。當地的荊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講究迷信，所以沒人喜歡那里?！辈痪?，孫叔敖去世了，楚莊王果然將肥沃富饒的領地封賞給孫叔敖的兒子，孫叔敖的兒子謝絕了，而要求封賞寑丘之地。按照楚國的法規，功臣的封祿傳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祿，唯獨孫叔敖一家保存了下來，這就是我們說的“所謂損之而益也”。

接下來劉安又舉例說明這“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從前晉厲公南伐楚國、東伐齊國、西伐秦國、北伐燕國，部隊縱橫天下，威震四方，沒有阻礙也沒有挫折。于是晉厲公在嘉陵會合諸侯，氣橫志驕、淫侈無度、殘害百姓。國內無輔佐規諫的大臣，國外沒有諸侯的援助。同時又殺戮忠臣，親近小人。在會合諸侯的第二年，厲公出游寵臣匠驪氏的領地時，被欒書、中行偃劫持，囚禁起來；這時諸侯中沒有一個來搭救他，百姓中也沒有一個同情他，囚禁三個月后就一命嗚呼了。本來每戰必勝，每攻必克，然后擴展土地，提高威望，這是每個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晉厲公卻因為這些而落得個國破身亡。這就是我們說的“所謂益之而損者也”。

除了上面的兩個例子，劉安在《淮南子·人間訓》中還列舉了大量無法控制、難以理喻的事例，如“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又如“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后賞”，“或害之乃反以利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還如“或有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或貪生而反死，或輕生而得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等等。正是利害、禍福、是非之所由來，萬端無方；利害、禍福、是非之限定，變化多端。我們不妨再看兩例。

圍繞著“害之乃反以利之”、“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的乖異事，劉安舉例說：以前陽虎在魯國作亂，魯國君命令手下人關閉城門搜捕陽虎，宣布凡抓獲陽虎者有重賞，放走陽虎者要處罰。追捕者將陽虎層層包圍起來，陽虎只得舉劍準備自刎，這時有位守門人勸阻他說：“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殺？我將放你出城去?！庇谑顷柣⒌靡詻_出重圍，在后面的追兵緊追不舍的情況下，陽虎揮舞寶劍提著戈奔跑沖殺。那位守門人乘混亂之機放陽虎出了城門。陽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來，抓住那位守門人，舉戈刺他，戈刺破袖子傷及腋部。這時守門人抱怨說：“我本來就和你非親非友，為了救你我冒著被處死罪的風險，可你反而刺傷我。真是活該啊，會碰上這樣的災難。”魯國國君聽說陽虎逃出城，大怒，查問陽虎是從哪座城門逃脫的，并派主管官員拘捕有嫌疑的守門人。魯國國君認定凡受傷的守門人是阻攔陽虎的，要重賞；而沒有受傷的守門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陽虎的，要重罰。而在受傷領賞的守門人中，放走陽虎的那位守門人也在其中，這真可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那么又怎么稱之為“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呢？劉安舉例說：以前楚恭王和晉國軍隊在鄢陵會戰。戰斗正緊張激烈之間，恭王受傷使戰斗不得不停止。楚軍中的司馬子反口渴難忍而尋找飲料。這時侍從陽谷捧著酒獻給子反。子反這人喜歡飲酒，見酒就樂不可支。子反接過陽谷遞上的酒就喝個不停，沒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帳篷里。恭王打算重新與晉軍開戰，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謊稱心痛病發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駕車親往探望，一進軍中帳篷便聞到一股酒氣。這下恭王大怒，說：“今天這場惡戰，我為了取勝而親臨戰場，受了重傷，現在指望能派上司馬子反的用場，可他卻成了這副樣子。他實在是心中沒有國家社稷的地位，又不體恤我軍士兵。我沒法再與晉軍打下去了?！庇谑窍铝钍毡吠?，并以耽誤戰事的罪名殺子反示眾。這侍從陽谷獻上酒，是愛護子反，并不想害子反，但想不到卻害了子反，這就是“欲以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劉安于是總結道：“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即眾人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誰知這人世間的事卻如此不確定、乖異。如上所述，關于這樣的乖異事，劉安還列舉了很多，限于篇幅，我們不再一一引述。

總之，這“玄乎”事竄端匿跡，“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十四章》)。設想，長期浸泡在這種社會環境中，長期踩踏在這種人生道路上，又怎能不產生“道”之模糊、不清晰、不確定的觀念呢？老子如此，他的繼承者淮南王劉安也是如此。只不過老子更具智慧，借“道”說事，將“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樣的乖異事象言簡意賅地概括在了僅有五千字的《老子》文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