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句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出處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子路》

譯文

孔子說：“君子講求和諧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講求協調。”

名句解讀

和與同，表面上看起來很相似，它們的表現也有一致性，但在實質上，它們完全不同。同，是絕對的一致，沒有變動。和，卻是相對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種不同的因素通過相互調節而達到的一種統一和平衡。

“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思想充分體現了孔子的辯證思維：“君子”與“小人”，“和”與“不同”，“同”與“不和”均構成矛盾的兩方面，既相互矛盾，又辯證統一。

在人際交往中，“和而不同”就是君子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系，但在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茍同于對方；所謂“同而不合”則是指小人習慣于在對問題的看法上迎合別人的心理、附和別人的言論，但在內心深處卻并不抱有一種和諧友善的態度。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某一問題持不同看法，本是極正常的。只要加強溝通，求同存異，不會因意見不統一而傷和氣。因此，君子之間并不求時時處處的一致，相反，應是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能容忍對方的見解。彼此赤誠相見，肝膽相照。而小人或是隱瞞自己的觀點，或是根本就無自己的觀點，只知道人云亦云、見風使舵，甚至黨同伐異：凡同黨意見，雖錯也要捍衛，凡異黨意見，雖對也要反對。所以，“和而不同”，就是要對上不盲目附和、亦步亦趨，對下能容納和聽取不同意見，與持不同意見的人和睦相處。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是衡量一個人道德修養高低的一個重要標準。

和而不同也是滲透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重要文化精神。中國文化幾千年的發展過程，正是各種不同文化思潮不斷交流、不斷互相吸取、融合的過程。先秦百家爭鳴，互相吸取，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思想。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的發展情況更深刻地反映了這一點。佛教傳入中國后，經過數百年的發展，逐步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產生了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同時，儒學也在吸取佛、道兩家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到新的階段，產生了宋代的道學。經過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終于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互補共存，和而不同，共同構成中國文化的總體格局。

經典故事

20世紀20年代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之后，采取“依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的原則治校。

在蔡先生這種辦學方針的指引下，那時北京大學不但聘請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裝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喜談怪論的國學家黃侃，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京大學教壇。特別是“性博士”張競生，被封建衛道士辱罵為“四大文妖”之一，也被蔡元培延攬來北京大學講“美的人生觀”，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論”。在半封閉半蒙昧的中國，張競生的言論絕對算得上聳人聽聞，驚世駭俗。蔡先生主校以后，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人才云集，面貌煥然一新。像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都來到北京大學教書。不同的思想在這里碰撞，不同的風格營造了別樣的魅力。一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教學相長，學術精進。

在學術上，蔡元培主張“無論有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頭記索隱》一書，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的概念，并指出：“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恰逢“五四”時期，人們“反對滿清”的思想甚重，因此這本書在當時得到了廣泛傳播。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矛頭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氣地指出蔡元培的《索隱》是牽強附會的“大笨伯猜笨謎”的方法，認為校長和他的親友團走錯了路。推翻索隱派，成了胡適研究紅學的目的之一。為了推翻蔡元培的觀點，胡適曾到處尋找錄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這本書。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絕望的時候，蔡元培卻托朋友為他借到了此書。胡適根據書中的史料記載，更加充分地證明了自己關于《紅樓夢》是“曹雪芹自述”的說法。

蔡元培的舉動無異于給敵人送彈藥，此等雅量，幾人能有？

有一次錢玄同在講課，對面教室里黃侃也在講課。黃侃大罵錢玄同的觀點如何如何荒謬，不合古訓；而錢玄同則毫不在乎這些，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由于蔡元培對各種學術流派兼收并蓄，各揚所長，北京大學很快成了真正的一流學府，執全國高校之牛耳。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后，毛澤東在唁電中稱其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蔣夢麟的挽聯稱其為“大德垂后世，中國一完人”；吳稚暉的挽聯稱其為“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