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無二貴，法不兩適》原文與賞析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韓非子·問辯》)

【注釋】軌：合乎。大利：指厚賞。訟：爭辯。

【譯文】在明智君主所治理的國家里，命令是最尊貴的言辭;法律是政事的最高準則。除了君主的命令之外的言論就再沒有尊貴的了，除了國家的法律之外就再沒有第二種準則了，所以言論和行動凡是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須加以禁止。至于有些言論雖然沒有法令根據，但是可以用來對付欺詐、應對事變、產生利益、推斷事理，君主一定要在采納這種言論的同時責求它們的實際效果。言論和實際效果相符的，就給予重賞;言論與實際效果不符的，就給予重罰。這樣，不聰明的人就會因為害怕懲罰而不敢說話，聰明的人也沒有什么可以爭辯的。這是由于君主明智而沒有爭辯的緣故啊。

【評說】法家賦予法令以絕對的權威。法令總是以明確的條文形式得到發布和傳達，君主用它們來役使民眾，就像用指令操控機器的運行一樣令行禁止。但即使人能夠成為執法的機器和守法的機器，社會中還有一些復雜的事物不能簡化為簡單的條文形式，也不能用簡單的“對”或“錯”加以判別。這樣，法家對法治的情結就開始走向偏執，并致力于從思想觀念上入手，要求統一思想，禁毀一切與法令不符合的書籍。所以，從商鞅的“燔詩書而明法令”到秦始皇、李斯的“焚書坑儒”都是用野蠻的手段實行思想文化專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