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黎汝清·皖南事變》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黎汝清(1928.11——)，出生于山東省博興縣衛東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祖父和父親皆是木匠，只在農忙時從事農耕。他7歲上學，4年后，由于日寇入侵而只得輟學務農。這期間，他閱讀了許多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增強了對文學的興趣。1944年，他考入抗日民主政府創辦的耀南中學，不久就被分配到渤海行政公署當會計。1945年11月，他轉到八路軍中做政治宣傳工作，并在194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跟隨部隊參加過昌濰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等，經受了革命戰爭的鍛煉。上海解放后，他轉入機關工作，先后在華東公安部隊、上海警備區當過教導員、醫院副政委、黨委秘書、直工科副科長等。1958年調到南京部隊政治部建軍30周年征文組、協助老干部寫革命回憶錄，為日后的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1960年，他開始專業創作工作，1962年被調到南京部隊創作室搞專業創作。他的文學創作實踐比較早、曾寫過兒童作品《三號了望哨》，在萊比錫博覽會展出后，曾用英、法、德、西班牙等八國文字出版。他曾寫過中篇小說《我守衛在桃花河畔》，1966年出版了中篇小說《海島女民兵》，邁出了他文學創作新的一步。這部小說曾被改編成電影《海霞》，受到好評。1976年和1977年，分別出版了長篇小說《萬山紅遍》的上、下集; 1979年又出版了長篇小說《葉秋紅》;1980年出版長篇小說《云霞嶺》; 1981年出版長篇小說《冬蕾》，1983年出版長篇小說《雨雪菲菲》、中篇小說《自白》;1984年出版長篇小說《生與死》;1987年出版著名長篇小說《皖南事變》。他是個勤奮而多產的作家，至今已寫出四百來萬字的著作，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他于195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1978年1月以中國作家代表團團員的身分訪問過巴基斯坦;1979年出席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 1980年3月，當選為中國作協江蘇分會理事。

內容概要 這部六十余萬字的長篇小說是黎汝清的力作，它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為小說描寫的主體，以新四軍的著名將領項英和葉挺為小說的主人公，展開了對這一歷史事件的宏觀描述，表達了作者對這一歷史的分析和認識。小說分為三卷：事變前、事變中、事變后。第一卷主要描寫新四軍領導階層對部隊轉移路線的選擇過程。作為新四軍政委兼副軍長的項英，是我黨資深名高的將領，在紅軍長征時，他曾留在中央蘇區領導過3年的游擊戰爭，積累了豐富的游擊戰爭的經驗，成為名震中外的英雄人物，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和史沫特萊都曾拜會過他。斯大林也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又組織了南方八省的游擊健兒，創建了新四軍，被任命為副軍長、在軍長葉挺的領導之下。實際上他是政委，是新四軍的最高領導。但是，由于他多年獨擋一面的工作和成績，也使他滋生了傲慢自信的情緒和家長式的獨斷專行的作風，因此他和葉挺軍長的關系始終不夠和諧，也影響了他對1940年前后的國際和國內政治及軍事形勢的看法。當時英、法等國對希特勒的侵略行徑采取姑息態度，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國民黨改變策略，采取誘降的詭計，致使蔣介石強化了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作法，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天，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又以新四軍侵占友軍陣地，進攻友軍為借口，命令駐扎在皖南的新四軍撤到長江北岸。黨中央從抗日的大局出發，為了維護國共兩黨統一抗戰的局面，對蔣介石的這一要求作了讓步，命項英率軍北移。但是中央的這一主張與項英一向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一直希望日軍進攻浙江和江西，屆時國民黨軍隊必然撤退，新四軍即可乘機南進，恢復當年的中央蘇區，發展實力，壯大革命隊伍。他的這一想法使他對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舉動，因而中央于1940年12月26日來電，批評項英行動“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又電告他將機密文件“統統銷毀，片紙不留”，這使項英陷入極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反復思考著北移、南進的利弊得失，總是對自己南進的固有的想法留戀難舍，“他用想象去虛構、去補充、去美化這個目標”，同時，他對中央讓他在北進后去延安接受新任務，新四軍的工作交由葉挺、陳毅負責的命令很不滿，所以他仍然決定南進。12月27日午夜，他先后找來新四軍副參謀長兼教導總隊總隊長周子昆、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處長趙令波，向他們滲透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周子昆態度曖昧，趙令波隨聲附和項英，使項英很高興，立即命令他“著手制訂向南開進的實施計劃”，并在明天以前搞出個“略圖”。12月28日，項英作為軍分會的書記，召集軍分會會議，討論新四軍轉移路線。會上，葉挺提出東進方案，被項英否決。作戰科長林志超擺出大量事實，慷慨陳辭，直言抗辯，說明南進方案不可行，前往茂林是自殺，只有東進才是安全出路，符合了葉挺的主張。趙令波主張南進，符合項英的主張。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周子昆在兩者之間游移。觀點難以統一，項英終于以書記的身分確定了南進的方案，并闡述了南進的好處。1941年1月1日，項英給中央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打了措辭含糊的六點內容的電報，致使中央在3日就批準了項英的南進方案。然而在即將行動之前，趙令波卻中了敵人的美人計，把新四軍的行動方案，向國民黨派駐新四軍軍部的聯絡副官聞璦全部泄露無遺。蔣介石得到情報，立即命令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調集軍隊，在茂林一帶擺開包圍的陣勢，準備伏擊新四軍。這時，葉挺分析敵情，覺得敵軍南去，東西空虛，新四軍應當向東進發，然而項英固執己見，不肯接受葉挺的建議。而且堅持于1月4日召開與群眾告別的大會，貽誤了寶貴的時間，又在行軍中遇上暴雨，雖然項英親自指揮，但部隊仍然在5日才到達茂林。第二卷主要描寫項英和葉挺指揮上的失誤及其嚴重后果。新四軍的三個縱隊五日下午全部到達茂林，但是由于休整，特別是開了各種與群眾的聯歡會，演出節目，再次拖延了時間，貽誤了戰機，致使敵人完全做好了包圍新四軍的態勢：敵五十二師、一○八師在新四軍左翼，七十九師在右翼，新七師和一四四師在側后，四十師在正前面，形成前堵、后進、兩翼夾擊新四軍的局面。在6日下午的緊急軍事會議上，葉挺做出左路縱隊出球嶺，中路縱隊出丕嶺、博道嶺，右路縱隊出高嶺，三路會攻星潭，打開缺口以便突圍的決定。但是項英開始以為友軍發生誤會，才來進攻，因而不愿輕裝突進，希望小打或不打，直到得到蔣介石向顧祝同所下“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手令后，才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知道自己陷入了敵人真正的包圍之中，而且目前的戰斗已經失利，他這才決心輕裝打仗。但他反對葉挺攻打星潭的主張，一則攻星潭傷亡大，再則星潭東邊是平原，不易打游擊。他主張向西南方向的高嶺進軍，避實就虛，另選突圍點，而且這一帶是山區，易于打游擊。正在這時，毛澤東、朱德來電，命項英、葉挺率軍早離茂林，東進突圍。項英扣下這份對他的主張不利的電報、公然抗拒中央，而堅持自己的決策。葉挺雖然憤怒已極，林志超堅決反對，也無可奈何。在執行項英的后撤命令時，左路一縱隊傅秋濤、趙令波部失掉聯系，二三縱隊沒有攻下高嶺，傷亡很大，敵人得勢，收縮包圍圈，新四軍被逼進狹小的石井坑一帶，無法突圍。項英陷入極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感到惆悵、空虛、孤獨和絕望，他想自殺，但又不甘心，卻采取了臨陣脫逃的辦法，帶領周子昆、袁國平等十七人悄然逃走。中央得知此情，迅速命令葉挺和饒漱石主持新四軍的軍事和政治工作，指揮大軍脫離險境，挽救覆滅的厄運。中央對中原局劉少奇要求撤項英之職的請求，沒有批準。恰在這時，項英逃跑未成，又回到軍部。這時葉挺已奉命指揮全軍，他決定從茂林突圍，打回云嶺根據地。但是敵情沒有摸準，葉挺沒有選準突圍的方向，部隊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寵兒和王牌部隊新七師的頑強阻擊，受到極大傷亡。于是，葉挺只得命令部隊“退到石山陣地、堅工固守”。部隊以慘重的傷亡為代價，堅持到元月12日，林志超以為保存實力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因此提醒葉挺應當采取分散突圍的辦法打出包圍圈。葉挺沒有這種游擊式的戰斗經驗，沒有采納林志超的主張。但是中央恰在這時來電，命令葉挺最好采取分散突圍的辦法，葉挺誤解了中央的命令，沒有執行。項英也讓周子昆去向葉挺轉達他的主張：分散突圍。葉挺已決意與陣地共存亡，沒有采取分散突圍的辦法。但到13日，新四軍固守的東流山主峰也將保不住，葉挺只得同意按中央指示精神分散突圍。但是良機失掉，分散突圍為時已晚，除一縱隊因失去聯系突圍成功外，二、三縱隊幾乎全軍覆沒，但是英勇的戰士們都表現出崇高的英雄品格。到最后時刻，林志超勸葉挺突圍，葉挺卻絕不采納“這種游擊方式”的有損身份的突圍，說他只能站著死，決心以身殉職。直到饒漱石提出為保全剩余官兵的生命，請他去與顧祝同談判，并說這是中央的指示精神，他才依命而行。第三卷主要描寫新四軍將領們的最后結局。葉挺被一○八師俘虜，又被帶到顧祝同的客廳，顧祝同和上官云相本想以老同學的身分誘降葉挺，但是葉挺卻巋然不動，唇槍舌箭，義正辭嚴地揭露蔣介石的背逆行徑，斥責他的種種罪惡，決不肯接受蔣介石的所謂器重和高官厚祿，寧死不投降，顧祝同和上官云相只好逮捕了他。在突圍中，趙令波投降敵人，供出我皖南地方黨組織的秘密。袁國平負傷很重，他知道沒有治愈的可能，又怕拖累同志，便自殺身亡。項英和周子昆、林志超突圍后來到赤坑山相遇，項、林丟棄前嫌，熱心相互關照，項英沉痛地承認自己全錯了，他要負這次軍事失敗的責任。林志超勸項英去江北找陳毅，但項英不肯，卻要留在江南打游擊。正在這時，中央已重新組建了新四軍，由陳毅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委。3月某日夜，項英和周子昆在蜜蜂洞睡覺，竟被平時十分忠誠的項英的副官劉厚忠槍殺了。劉厚忠搜走了項英、周子昆的大量法幣和財物、槍支，去投降敵人，準備領賞，但途中被劫，錢財一空，后來他也被當作精神病人弄死。突圍出去的林志超等投奔江北，投入了新的斗爭。

作品鑒賞 《皖南事變》是當代著名的描寫軍事題材的長篇小說。它所寫的皖南事變是震驚中外的、人人皆知的歷史大事件，這就給作者的創作帶來很大的困難，因為畫鬼容易，畫人難，畫人人皆知的人更難，自然寫項英和葉挺這樣的名將非常難。但是作者卻通過艱辛的勞動，很好地處理了歷史人物與藝術形象的關系，忠于歷史和藝術虛構的關系，嚴格按照歷史事實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發展邏輯的推理去想象去創作，使作品達到了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和諧統一，成功地寫出了項英和葉挺等歷史人物的形象，突破了描寫這類英雄人物的一般的思維定勢和藝術方法，使我們看到了有血有肉的真實可信的項英和葉挺的形象。項英是我們黨內老資格的軍事指揮員，是名揚中外的將軍，是新四軍的政委和副軍長，他對皖南事變這一歷史悲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是個罪人。但作者并沒有簡單地去丑化他，去評判他的罪過，而是形象地揭示了歷史悲劇產生的大背景和種種原因，因而作者筆下的項英，既是領導過三年敵后游擊戰爭的名將，愛人民、愛戰士、愛國土，有較遠大的革命目標，有杰出的軍事才能，特別是有游擊戰爭的豐富經驗。但同時他又是個有嚴重缺陷的指揮員，他在多年的成功的戰爭中，養成了家長式的獨斷專行的作風，因而不能團結像葉挺這樣的名將共同革命，不肯傾聽他人意見，哪怕是正確的意見也常常聽不進去，而是固執己見，自尊心特強。他的南移茂林的作戰和轉移方案，既有其革命的想法，也有其維持私利的念頭，而且私心占據了上峰，使他在軍分會的討論中，千方百計地否決了葉挺的東進方案，巧妙而又頑固地通過了他的既定方案，導致了悲劇的產生。這種固執己見、顧全面子的思想作風，這種在革命思想中滲透著私利的嚴重問題，致使他明知錯了，也不肯公開認錯。所以在他逃走不成，重回新四軍后，不肯去見葉挺，不肯親自去向葉挺提出東進的想法;而在突圍成功后，林志超勸他去江北找陳毅，他也不肯，執意要留在南方打游擊。小說中的項英在對待部下的問題上，也存在著封建家長制的思想，他對副官劉厚忠的態度，劉厚忠對待項英的一言一行，最后項英的生命竟葬送在他的手里，都說明項英這位風云將軍的人格的不完美。特別是項英在極艱難的時刻，丟下了隊伍，成為逃兵，犯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不該發生的大錯，說明他的思想品格還有不完美，甚至是低下的地方。但是小說中也寫了項英斥責妻子出賣瞿秋白的剛烈性情，反映了他對革命的忠貞。作者既看到了他的現在，也看到了他的過去，反映出項英思想隨著革命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變化的客觀事實。小說善于從思想深層去挖掘項英的內心活動，揭示他的本質特征，因而小說里的項英形象是很真實的，是當代軍事文學中少有的成功形象。小說中的葉挺寫得也很成功，在對待如何北移和具體執行北移或南行的重大決策的問題上，他表現出北伐名將的一貫風格，抗言直諫，敢于提出與項英不同的東進主張。在行動中，在新四軍遭遇重大挫折的關鍵時刻，他與項英臨陣脫逃不同，而是堅定地固守陣地，誓與陣地共存亡，指揮堅毅果斷。在他與顧祝同和上官云相的斗爭中，慷慨陳辭，大義凜然，一派英雄豪氣。但是由于他在新四軍中沒有實權的地位，使他杰出的軍事才能的發揮受到限制，心情常常不舒，因而他在具體執行指揮任務時，又一再犯判定敵情不準和貽誤戰機的錯誤，甚至固執地不肯接受分散突圍的所謂游擊式的戰術，致使我軍蒙受更多的犧牲。他自己本來也可以逃出敵人的重圍，然而他卻固執地寧愿站著死，也不肯丟下名將的身價，結果被俘，后來又被逮捕。按著他一貫的性格，他本來不可能低調地要求同顧祝同談判，但小說中卻寫了他為保全剩余新四軍將士的生命，以低調姿態向顧祝同要求談判，表現了他復雜的心理活動和性格特點。小說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寫得都很真實，就連敵方將領顧祝同這個人物，作者也沒有簡單地寫其丑惡，而是把他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既寫其奸滑反動的本質，又寫其與葉挺的同學之誼，使人感到真實可信。總之，《皖南事變》在塑造歷史人物方面，確有突破以往同類小說的成就，值得重視，小說結構宏偉，語言流暢，特別是作者善于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善于發掘人物思想深層的潛在的東西，來揭示人物性格的本質，這在當代小說中也是很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