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崇尚“和”，以和諧至上。俗語說：“和為貴。”但“和為貴”的“和”不是一味地為求和諧而求和諧，而是要用道德的標準去加以規(guī)范。

“和為貴”之“和”，按其本義是相對于“禮”而言的。在孔子看來，君臣父子，各有其嚴格的等級身份，若能各安其位，各得其宜，使尊卑上下都恰到好處，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和”。而做到“和”，須有“禮”，有禮貌，講禮儀，和和氣氣，友善真誠，諧而有禮，社會和平，就會營造出和諧的社會風(fēng)氣。

為什么古人要“以和為貴”呢？他們認為宇宙萬物存在于“和”的狀態(tài)中，沒有“和”就沒有整個世界，就沒有一切事物的存在。“和”不是單純的理念，它是一種關(guān)系，是多種成分或因素協(xié)調(diào)共存的一種狀態(tài)。古人認為，在統(tǒng)一的事物內(nèi)的各個部分、各種成分和因素，各占有一定的地位，發(fā)揮著一定的作用。只有各個部分、各種成分、各種因素所處的地位恰當且搭配合適，事物整體才能達到和諧。就如烹飪，各種材料的選擇搭配要恰當，每一種材料的分量也要適度，這樣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就如奏樂，要想演奏出動聽的樂曲，各種樂器的配合要得當，聲音的高低強弱、演奏的快慢疏密等多方面都應(yīng)配合好，才能奏出美妙的音樂；如果只是一個音調(diào)，干巴巴的，就無法成為“音樂”。古人認為事物“各得其所”，才能達到“和”的目標。

中國古人創(chuàng)造了和諧的最高目標。表現(xiàn)在詞語上，如“政通人和”、“家和萬事興”、“和氣生財”等等，都體現(xiàn)出古人對和諧的向往和追求。

《孟子·公孫丑下》中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zhàn)，戰(zhàn)必勝矣。”這段話的意思是：“得道”的人，幫助他的人就多；“失道”的人，幫助他的人就少。當幫助他的人少到極點時，就連親戚都會反對他；當幫助他的人多到極點時，全天下的人都會順從他。用全天下都順從的力量，去攻打連親戚都反對的人，要么不戰(zhàn)，若戰(zhàn)必勝。孟子這段話，也是對“以和為貴”的間接說法，“和”聚集人就多，“失和”人就會成為“孤家寡人”。“民心向背”對于戰(zhàn)爭的勝敗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對于政治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和”不僅體現(xiàn)“人和”，更體現(xiàn)生活方方面面。

牧野之戰(zhàn)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民心向背、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zhàn)例。

《詩經(jīng)》中記載：“牧野洋洋，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期清明。”商紂王子辛耗巨資建鹿臺、矩橋，造酒池肉林，使得國庫空虛；寵信愛妃妲己以及飛廉、惡來等一幫佞臣，妄殺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諸侯臣屬紛紛離叛。

公元前1046年一日清晨，周武王莊嚴誓師，歷數(shù)子辛的種種暴行，即“牧誓”。次日拂曉，進軍牧野。由于商紂王一貫惡行以及百姓、兵士積怨極深，戰(zhàn)事剛剛開始，商軍就已倒戈潰散。商紂王只好逃回朝歌，登上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商朝滅亡。

歷史上的“晉國智伯水淹趙氏，反被趙氏所滅”也是經(jīng)典的闡述“人和”的例證。公元前455年，智、魏、韓三家的兵馬把晉陽圍住，而趙氏的軍隊士氣旺盛，堅守城池，使敵方難以攻下，雙方相持了近兩年時間。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晉水淹晉陽城。幾天后，城墻差幾尺就要全部被淹了，城里高懸鍋子燒飯；糧食沒有了，甚至交換孩子來吃。臣僚間開始出現(xiàn)離心傾向，形勢危急。趙襄子派相國張孟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聯(lián)盟。張孟對韓康子與魏桓子說：“唇亡齒寒，趙亡之后，滅亡的命運就要輪到你們了。”韓、魏參戰(zhàn)本來就是不情愿的，又見智伯專橫跋扈，也擔心智伯滅趙后將矛頭對準自己。為了自身利益，韓、魏決定背叛智伯，與趙襄子聯(lián)合。一天晚上，韓、趙、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沒了智伯的軍營，智伯駕小船逃跑，最終被趙襄子抓住殺掉。最終趙襄子滅掉了智氏一族，韓、趙、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戶口，各自建立了獨立的政權(quán)。

可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和”是智慧，是制勝的法寶。失“和”，有時不僅僅失去利益，也許會斷送自己的命運。而崇“和”，有時不只得到利益，更會給自己帶來機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