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27日，臺灣的作家協會理事長程國強先生，為從大陸來的作家訪問團舉行歡迎酒會。主人先致辭，幾句熱誠的友好的禮節性的又必不可少的開場白講完了，話鋒一轉：今年是反法西斯勝利50周年，再過幾天就是七七事變紀念日，今晚我們要大唱抗戰歌曲。

緊跟著一位小姐離座，大廳里立刻激蕩起高亢、悲愴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聲。

眾人情緒為之一振，心底鼓蕩起一股誠懇的激情。相互間的隔膜、拘謹和生疏感漸漸消失了，找到了一種心契和神會。

大家都熟悉的抗戰歌曲繼續唱下去，大廳里的氣氛變得熱烈、火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記憶，使大家親近了。

按照老套路，這種歡迎宴會很可能會變成一種客客氣氣的應酬，從禮節上說大家不能不見面，同時每個人心里又都明白，見面后有許多話題要回避。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話題只剩下一個：談文學。在這種時候文學往往是做作的，莫非一見面就談文學，一握手就抓創作，把藝術當下酒菜？使作家們處于一種卡夫卡所說的違反自然的狀態，“像變了質的動物”。感謝那抗戰歌聲，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氣，有了豪氣，精神上也放松了——藝術原本就有一條經驗，讓人放松。只有放松了，作家們的相聚才變得真誠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會上，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司馬中原端著酒杯站起來了，一身中式藍布褲褂，一排緊密的疙瘩襻系得嚴嚴整整，精神鑠鑠：日本是什么東西我難道還不知道嗎？分裂了還不是得認日本做干媽，李登輝如果把臺灣大卸八塊，我們不管就不是人……

西裝挺括，風度優雅的肅颯接過話頭：一個叫麥金得的英國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國的后門，把臺灣比喻成中國的前門。我們一個門都不能丟，更不能讓它成了別人的門！

他們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識，受到眾人的擊節贊賞，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有人這樣挖苦也許是恭維藝術家：“他們經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壞性的輕率的和急躁的。”我卻以為，現在的有些藝術家正因為失去了這樣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變得太過聰明、講究實惠、工于心計、八面玲瓏、表面上四平八穩誰也不得罪，暗地里撥弄是非、拉幫結伙。魯迅不“激烈”嗎？不“偏激”嗎？然而那是多么冷靜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

藝術不是公認被當作“醫治精神疾病的藥劑”嗎？當今的藝術自身是不是得了萎縮病、軟骨病？不能醫治精神，反給人們添病。沒有膽氣，沒有激情，沒有義憤，沒有熱忱和力量，軟骨人寫軟骨作品，不能讓小人懼怕，或許藝術本身也變成了小人。難怪有人憂慮，文學正在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

司馬中原和蕭颯二位先生都是60多歲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氣度從容。但有爆發，有酒后，有性之所至暢所欲言的時候，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實的作家。

有時敢于大笑大罵、坦蕩無私，反而體現了一種人格的成熟。當代文學不也正需要這種成熟的人格氣韻嗎？

大陸的作家訪問團6月30日中午到達香港，當晚參加了香港作家協會舉辦的慶祝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的大型酒會。酒會歷時近3小時，作家、詩人們輪流上臺，讀一首抗戰的詩，唱一首抗戰的歌。我所熟悉的著名的抗戰詩和抗戰歌都聽到了，還有一些是不太熟悉的，一次真正的抗戰文學的大餐。酒會自始至終，格調昂揚，壯懷激烈。文人們義張勇發，動情動容地喊出唱出了抗戰文學一種精神；反對侵略戰爭。這是一種精神反抗，是文學的崇高使命，也是文學的人性使命。

在座的有許多是50歲以下的人，以現代人的視角和情感感受了50年前的那場戰爭。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人，感受自然更強烈。既然精神還能碰出電光石火，該碰的時候為什么不碰？生命既然還有內在激情，該燃燒就燃燒。

我為作家們這份情懷所感動。我也欣賞別人的這份“感動”，珍惜自己的“感動”。中國文化里從來都不缺少民族意識和天下意識，雖然當今天下一切都是商品經濟，但不等于一切都是做買賣，一切都可以用金錢意識來取代。

事實是金錢意識正日益被強化，它不僅意味著名利雙收，還安全可靠。當代文化中的民族意識、天下意識正人為地被淡化，似乎這樣就離“政治”遠了，躲開了敏感的問題。于是，歷史變成了一堆堆與國家、民族關系不大的香艷故事，現實變成了一出出為了金錢爭斗不休的鬧劇。

人為地躲避什么，是文學不成熟的表現。不能對生活變得“感”而不“動”，“感”而不會“動”，“感”而不敢“動”，“感”而不愿“動”。甚至是不“感”不“動”。

然而當今的文化環境又極其圓熟地保護了這種不成熟，這就是文學精神的委頓和環境的疲軟正好配套，互為因果。

為港臺作家的民族情懷所動，想記下一點感想，孰料愈扯愈遠，言不及義，還是趕緊停住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