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司馬遷出生于漢代的史官世家，父親司馬談因不能寫出媲美《春秋》的傳世著作而抱憾終身，臨死前，特別叮囑司馬遷，要繼續傳承史官對歷史的責任與使命。

司馬遷后因“李陵事件”，被漢武帝處以殘酷的腐刑，獄中他傾注全力在《史記》的寫作上。出獄后，司馬遷作了中書令，直到公元前93年前后完成《史記》，古文“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便是出自《史記·周本紀》，原文如下：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尤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這段文字講述了這么一個故事：周厲王殘暴傲慢，有人背后批評厲王。召穆公也報告說，百姓已經不能忍受了。厲王聽了大怒，派人監視背后罵自己的人，誰罵就殺掉誰。于是人們再也不敢說厲王的壞話了，路上相遇只能看看對方的眼睛。

厲王高興了，告訴召公說，大家都不再說我的壞話了。

召公說，這是因為你把他們的嘴堵住了。堵住老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水更危險。堵住河水，水位就會升高，一旦決堤，死的人一定很多。堵住老百姓的嘴，人們就會發怒，一旦發作，國家也會十分危險。所以治水就是引導河水，使它暢通；治理百姓就是引導人民，讓他們說話。因此天子處理政務，就是要讓各級官員提出批評建議，然后有選擇的實行。人的口，就像大地的河流，里面都有氣流動。堵住人的心氣不能宣發就會發怒；堵住河流，地氣不能循環就會地震。人們用心思考，然后用口發表言論，并形成共識而行動。如果把老地百姓的口堵住了，人們就會敢怒而不敢言，這樣國家還可能長久嗎？

厲王不聽。于是，再也沒有人向厲王提出批評建議。三年后，國人發怒，全國發生暴動，人們集合起來一起攻擊厲王。厲王出逃至彘，后來死在那里。

由此看出，召公深知君王應以民為本的道理。在《孟子·盡心》中，孟子對民本思想表達得非常清楚，“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鮮明地將人民的地位擺在第一，認為人民是最尊貴的，國家社稷其次，最后才是君王。

荀子在《荀子·王制》也引用了水與舟的比喻：“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人民就像水，君主就像船，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所以人民可以擁護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的地位。

人民力量的偉大，可見一斑，人民的輿論當然不可忽視。春秋時代的龐恭，十分了解這一點，所以，在他準備和魏太子到趙都邯鄲當人質前，特別對魏惠王示警說：“市集上人潮洶涌，是不可能出現老虎的，可是，‘三人成虎于市’……我們離開后，一定有很多人會議論批評我們，請陛下要小心地聽取。”龐恭的意思是，如果有三人都說市集上有老虎出現，人們的信念就會動搖，而開始相信真的有老虎，這就是輿論可怕的地方。可惜魏惠王沒有記住龐恭的進言，當龐恭由趙回國時，魏惠王早已聽信了讒言，不愿讓龐恭謁見。成語“眾口鑠金”也可以形容輿論的力量，眾人的嘴巴（輿論）可以鑠煉冶金，不能不謹慎判斷！

既然如此，面對眾人的不當言論是否就束手無策了呢？削弱不當言論的方法不難，首先要使“謠言止于智者”，不輕信未經證實的言論；其次要謹記孔子《論語·陽貨》中所言：“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不要把路上聽到的話，就在路上隨意地傳播出去，這是不懂得善言且拋棄道德的人。如果人人能做到這兩點，誣妄的言論自然會大為減少。但是，如果輿論屬實，周厲王那樣的獨裁專政，自然是難以持久，為政者絕不可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