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談怪論：社會上可多些“怪論”

社會上可多些“怪論”

季羨林先生在學術上有很多自己獨到的見解，對于“怪論”的態度也與其他人不同。“怪論”從字面上可理解為奇怪的論調。可能是受到“文革”對言論控制的影響，現代的國人在對待“怪論”時通常是予以貶斥，而季羨林先生卻大方地給以褒揚。在他看來，“怪論”是“異議可怪之論”，具體為“其所以稱之為怪論者，一般人都不這樣說，而你偏偏這樣說，遂成異議可怪之論了”。

在《病榻雜記》一書的《論怪論》中，季羨林先生寫道：“我卻要提倡怪論”“我希望社會上能多些怪論”。

百家爭鳴，各抒己見

季羨林先生認為“怪論”多是思想文化繁榮的表現。常規的言論偏向于保守的結局，唯有多些“怪論”才能引發碰撞、討論和進步，進而使思想文化繁榮。那些“怪論”沿著自己的路數世世代代傳承下來，最終成為如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礎和淵源。

春秋戰國時期無疑是“怪論”最多最盛的時代。在那個社會大動蕩的時期，思想文化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諸子百家各抒己見，縱使意見完全相悖，卻依舊大膽引證，堅持自己的“怪論”，故此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儒家主張入世，道家主張出世；“仁”“禮”是孔子的核心主張，“尊重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是老子的核心主張，“兼愛”“非攻”是墨子的核心主張，“法治”是韓非子的核心主張……盡管他們的主張都有自己的道理和切合實際的地方，卻相互視自己的對立面為“怪論”。但正是因為這么多的“怪論”，才為我們的中華文化留下了璀璨奪目的一筆。

季羨林先生也曾說：“國家到了承平時期，政通人和，國泰民安，這時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論。”就像老子的“物極必反”理論，太過安穩反而會失去活力，太過動蕩則太危險。“怪論”并不危險，適當的“怪論”可以帶來一絲的變化，反而成為一種前進的動力。

怪論與真理

很多時候，“怪論”因為與常論不同，會被人們誤解為無用、反常的言論。但是，一旦經過了實踐的檢驗，“怪論”也是可以成為真理的。在這一點上，季羨林先生認為“怪論”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李大釗是我國第一個科學社會主義者和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李大釗先生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為陣地，相繼發表了一系列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不斷地向中國引進和傳播科學社會主義。他曾預言：“試看將來的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些事情看似簡單，做起來卻沒那么容易。在那個時代，馬克思主義并不為人們所輕易接受，而更多地被認為是“怪論”，傳播之路步履維艱。但是在李大釗等共產主義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經過了實踐的檢驗，證明“怪論”是科學的，是真理。

換個視角，也能發現新的天地

在季羨林先生看來，“怪論”有時很有作用，“某一個怪論至少能夠給你提供一個看問題的視角”。沒有一個問題是簡單易處理的，如果只是從單方面去考慮，得出的解決方法難免片面；如果從多個方面、多個視角去研究和分析，尋求的解決方法也會更加全面，更加有效。換個視角去考慮事情，人生也會變得更加美好和充實。

曾經有一個貧窮的年輕人，覺得自己過得很不快樂，就去請教一位老者。老者問他為什么這么不開心。年輕人回答道：“因為我很窮。”老者不解：“你還很年輕，怎么能認為自己窮呢？”“可是年輕又有什么用呢？”“那如果給你一大筆錢，代價是你癱瘓在床，你愿意嗎？”“不愿意。”“如果把全世界的財富都給了你，但你必須馬上死，你愿意嗎？”“當然不愿意了，人都死了，財富還有什么用呢？”老者笑道：“所以啊，你既年輕又健康，就已經擁有了最寶貴的財富，怎么會窮呢？”

季羨林先生還提到過教育改革中也應該有“怪論”。有人曾提出“教育產業化”的新理念，經實踐檢驗后并不可用：教育是一種公益性的活動，不能被產業化，但其卻是一種新視角、新思考。由此可見，“怪論”可以提供一個新的看問題的視角，是對問題解決方法的一種探索、一種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