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漢族共同體的形成及統一國家的出現，促進了國內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相互影響和交流。此時雖有許多少數民族內遷，但基本上仍保持著先進的漢族以黃河流域為活動中心區而落后的少數民族散居周邊地區的民族布局。三國以后，社會動蕩不安，戰亂頻生，一方面漢族從中心地區向周邊地區流亡，擴展漢文化的面積；另一方面，少數族得到漢文化的滋養，向中心地區遷移，接受更多的漢文化的影響。到西晉時，由于少數族大量內遷，其分布格局較之秦漢已有顯著變化。大抵匈奴在今甘肅、內蒙、陜北和山西各地；鮮卑的慕容、段、字文三部在今內蒙東部、河北北部和遼寧西部地區，拓跋部在今內蒙西部地區，乞伏、禿發二部在今甘肅西部地區；羯族在今山西上黨地區；氐族在今四川、甘肅、陜南等地；羌族主要在今陜西、甘肅、青海一帶，也有一小部分在今四川、西藏等地；烏桓一部分遷到今河北、山西、河南一帶，余部并入鮮卑；盧水胡在今甘肅、陜西、青海、四川各地；鐵弗在今甘肅、內蒙之間。歷來是漢族文化中心的關中地區，出現了“戎狄居半”的局面。十六國時期，北方先后出現了十幾個胡漢統治者割據政權，為了役使更多的勞動力，往往將大批人口遷到京畿附近，如前趙劉曜徙長安漢人八萬口還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后趙石虎徙雍秦華、戎十萬戶于關東，前秦苻堅徙關東豪杰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諸如此類的民族遷徙浪潮一直延續到北魏后期才逐漸緩和下來。民族大遷徙造成的民族大雜居，使各族經濟、文化聯系更加密切，提供了民族融合的重要的社會歷史條件。參加這個融合過程的北方少數族，主要有匈奴、鮮卑、烏桓、丁零、屠各、盧水胡、羯、氐、羌、賨等。雖然這些少數族之間也互相影響，它們對漢族也發生影響，但當時民族融合的基本方向是少數族的漢化，實質上就是少數族的封建化。其途徑，既在民族斗爭、階級斗爭中進行，在生產勞動、經濟生活中進行，也在通婚聯姻、血緣滲透中進行。其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六國至北魏前期(約317－493)，為中原少數族漢化而北部邊遠地區少數族鮮卑化的階段。一方面，匈奴、羯、鮮卑慕容部、氏、羌先后在中原建立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后秦諸政權，學習漢族文化，采用封建統治方式，散居邊境內外的同族人大量集結到本族政權下這些政權崩潰后，遺民難得再遷回原居地，恢復舊生活，往往留在中原與相雜居的漢族逐漸同化。另一方面，鮮卑人建立的代和北魏，活躍在今內蒙古東部和山西北境，擄獲大漠南北數以十萬計的游牧民，主要是高車人，至京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帶。高車族在鮮卑勢力強大的環境里，語言、習俗逐漸鮮卑化。第二階段是北魏中后期(約484——522)，為鮮卑人隨著第一次大南遷而迅速漢化的階段。太和八年(484)北魏孝文帝開始改革政治經濟制度，十八年(494)遷都后，鮮卑人分成留住舊都平城及六鎮者和南遷新都洛陽者兩部分。南遷者在經濟上與漢人統一編制在均田制度之下，在思想上學習漢人尊孔崇儒，語言、姓氏、服裝等皆仿漢俗，胡漢貴族通婚也漸成風氣，民族融合的速度大大加快。第三階段是北魏末年至隋統一(約523－589)，為鮮卑人第二次大南遷和漢族統一政權重建的階段。北魏末政治黑暗，正光四年(523)以來，北境懷荒(今河北張北縣)、沃野(今內蒙古五泉縣北)、高平(今寧夏固原縣)等六鎮士兵相繼起義，蔓延至河北、關隴、山東地區，匈奴、鮮卑、敕勒、羌、漢各族人民共同斗爭，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交流。起義中和起義后，北部邊鎮的鮮卑及高車、稽胡大量流入內地，胡漢聯系更加密切。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繼續推行漢化政策，而東魏、北齊卻又以鮮卑習俗立國，提倡說鮮卑語、唱鮮卑樂、穿鮮卑服、改鮮卑姓。但北齊的胡化政策只是一股小小的回流。公元577年，周滅北齊；581年，楊堅代周，建立隋政權，已經完全是漢族政權，三至六世紀北方民族大融合至此基本完成。民族融合的表現，從胡族來看，已由游牧經濟為主發展到農業經濟為主，掌握了中原的先進生產技術，熟悉了漢族的典章制度和儒教文化；語言、姓氏、服飾、習俗都與漢人一致起來，原來的民族特點多逐漸起了變化，如匈奴結發、烏桓剃發、鮮卑索發、羌人披發之俗，都趨于消失；只知躍馬彎弓的胡族貴族也士大夫化了。從漢族來看，他們也吸收了新鮮的血液，豐富了物質、精神生活的內容，如學習畜牧業先進經驗，推廣由胡床演變的高足家具，用質樸剛健的胡族文化特質來糾正和補充南朝綺麗纖弱的詩文傳統等等。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眾多原來比較落后的少數族完成了封建化，漢族共同體進一步擴大，中國社會增添了新的活力，空前強大繁榮的隋唐封建盛世，正是在這種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之上形成和發展起來。這個方面的資料，散見于《晉書》、《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諸史，今人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十六章第二節有比較集中的敘述，可參閱黃烈《五胡漢化與五胡政權的關系》(《歷史研究》1963年第三期)、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和馮君實《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民族融合》(《中國民族關系史論文集(下)》，民族出版社)諸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