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祁連山下的雨，霧騰騰地落個不停，滿城的綠樹繁花，新鮮得能滴出汁液來。我站在祁連山跟前的高鐵站口，送我的親人們坐高鐵回南方，他們說，這濕漉漉的城市，跟南方沒什么區別啊！

我笑，不知是滿臉的雨，還是滿臉的淚。站在雨中，多年前來嘉峪關的情景，又倏地一下回到了眼前——

春寒料峭的早晨，綠皮火車終于在這個高鐵站以西十來里的火車站上咣當一聲停下了。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我從大別山麓的小村出發，轉羅田，過黃州、武漢，到西安、蘭州，四天五夜后終于到達這個祁連山下的小站。到處漏風的火車門推開的那一刻，大團大團梅花朵一樣的雪花迎面撲了進來，拎著大包小包下車的人們很快沒入翻卷的雪簾里。

五千多公里云和月的奔波之后，河西走廊以這種方式迎接了我，也許從那一刻起，我就從內心里喜歡上了西部，喜歡上了這個叫嘉峪關的地方。

那時我只是個懷揣夢想的懵懂青年。火車站開往市里的中巴公交車，在遍布鵝卵石的土路上顛簸不止，揚起的灰塵落到路旁的荒草尖和偶爾晃過的野楊樹叢里。半個多小時后，咣咣作響的中巴車才搖晃到素描一樣的幾條馬路、幾棟樓房的所在地，到處裸露著鵝卵石地皮，到處彌漫著一股荒氣。

高鐵站往東四五里外的游樂園里，孩子們在4D電影里暢游蔚藍色的海洋世界，感受手偶劇場表演、虛擬仿真、多媒體互動等妙趣橫生的游藝天地，可以在里面待一整天。這是三十年前的孩子做夢都無法夢到的。

長輩們說，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嘉峪關市，只有五一俱樂部設有體育活動室，市民體育活動多在露天開展。我坐中巴車到達市區的那個90年代初的雪天，雪簾里沖出一群滿身泥漿的孩子，在大街上東奔西突、大喊大叫。孩子們不怕車，因為街上的車很少，半個小時也見不著一輛。孩子們從馬路的這邊橫沖到那邊，去爭搶那個滿地亂滾的泥球一樣的足球。路口沒有紅綠燈，孩子們在人車混雜中把足球帶過了路口，整個城市的街頭都成了他們的足球場。他們不知道足球場是個什么樣子，這個城市也不知道足球場是個什么樣子。

路上人很少，一眼望去，幾里路遠的視線內見不到人影。滿街的雪花啊，落得蒼蒼茫茫，落出小城最大的生氣！那一代孩子的童年，沒見過汽車、沒坐過汽車，因為誰家都買不起車、誰家都沒有車。2000年后，私家汽車才開始在嘉峪關普及。今天的嘉峪關人，動輒幾十萬的小汽車，說買就買，孩子上、下學輪流接送，不怕風吹，不怕雨淋，他們想象不出沒見過車的日子。

那一代孩子，不知道廣場是個什么樣子，更別說廣場上的滑梯、搖搖椅和形形色色的活動器材。放學后揀花花綠綠的樹葉當玩具玩，趴在地上打玻璃球，等回到家里像是從土里鉆出來的一般，只有一雙眼睛在骨碌碌地轉；沒見過湖泊、河流和游泳池的樣子，就在洗澡池里學游泳。可是，如今，體育場、游泳館、田徑場，籃、排、門球場以及其他各種單項訓練館，已成為人們生活空間的一部分。

“云橫祁連大漠遠，雪擁雄關酒正酣。枕上羌笛青楊柳，胡琴夢里弄江南。”現在，足球場就在樓下的公園里，綠草坪在陽光下閃著生動的光點，就像別在祁連山腰的綠毛巾，隨時可以丟進湖水里洗一洗。

端詳著92歲養路老人鄭占乾褶皺叢生的面容，就像在端詳他親手栽下的老樹的紋路。

第一次去嘉峪關關城，在關城對面路邊的八棵楊樹下站了很久，八棵楊樹就那樣孤零零地挺立在那里，它和關城之間是光禿禿的荒原和戈壁。多年后，才了解了八棵楊樹的來歷。“八棵樹”位于嘉峪關西郊的國道312線之側，一字排開的八棵楊樹，面朝天下第一雄關，背依祁連山脈，歷經近七十年的冰雪風雨，樹干仍巍然屹立，枝葉仍蔥郁繁茂。

養路工人鄭占乾的兒孫們，用輪椅推著老人，坐在八棵樹下回憶當年栽樹的時光。1952年初春，風沙彌漫，乍暖還寒，完成繁忙的工作后，鄭占乾和他的同事們在簡陋的道班工房前用爐棍和鐵勺挖開堅硬的沙土，把楊樹苗栽了進去。細小的楊樹枝被風一茬茬地拔起，他們又一棵棵地按進土里。枝條長出綠芽了，它們把稚嫩的根系一點點扎進了戈壁，在一代代養路人的精心呵護下，逐漸長成了參天大樹。粗糙的樹干落滿五十余載的戈壁風沙，像歲月鑿刀刻下的痕跡。樹干上濃綠的樹葉，晃啊晃，與關城上傲立百年的左公楊遙相呼應，呼應著歷史的傳承、生態意念的延續。

八棵樹與關城之間蔓延的綠野，是我初來嘉峪關時看到的“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的空寂曠野，夏天，一小片一小片的綠色，像灰色衣服上的一塊塊小斑點，一閃而過。

那時候，一到冬天，家家戶戶開始大袋大袋地從市場背回土豆、蘿卜，在院圍的墻根下晾曬大白菜。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有地窖，人們下到地窖把土豆、蘿卜一層層碼好、撒上干細的沙粒。大白菜的水分干得差不多了，再碼到土豆的上面，這樣，一個冬天的食材才算備齊了。

鄭占乾這一輩的老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嘉峪關，就是吃著土豆、白菜度過一個又一個寒冷的冬天的。他們總愛圪蹴在墻根底下曬太陽。風一刮起來，整個城市就罩在一片塵霧茫茫中：行人灰頭土臉，女人們都捂著個大頭巾、戴著個大白口罩；街頭的房屋罩在灰塵之中，看不清房屋的輪廓和方位；整個城市也是灰頭土臉的，像丟進泥水里的衣服，越洗泥土越多。

現在的老人們卻總愛往遠里走，說“世界這么大，也要去看看”！他們提個布袋子，有事沒事地去菜市場轉悠，看見香椿芽、竹筍尖、荸薺、菱角這些家鄉味道，眼里放出光來。草長鶯飛的季節，他們坐著免費的公交車，穿過林立的樓群、寬闊的廣場、一個連一個的湖泊，走很遠很遠的路，去城市邊緣有河流經過的公園踏青。這就是他們的城市啊！二十多載養孩子一樣一棵棵栽樹的嘉峪關人，終于在花園式的文明城市中安享晚年。

20世紀90年代初，我寫過一篇題為《綠》的散文，寫我在城市邊緣一個小土堆旁找到一叢綠色草團的情景。

那時，我坐在那個小土堆上，遙想了很久很久。

古代絲綢之路上，嘉峪關地帶為中西交流往來必經之地，駝隊從這個小土堆旁踏風東來、逶迤西去，這里有駝馬打尖的水草，有路人遮陽的樹木，桑麻成熟，麥黃粱紅。走廊的林木，從出土的版畫、磚壁畫上辨識，羊群間有棵棵樹木，房屋四周有樹環繞，井旁樹木成排，枝繁葉茂，一派興旺的林園景象。

清代左宗棠籌邊時期，新栽楊柳三千里。我踏訪了許多棵左公楊，它們是我對這些歷史記錄的證實和補充。

1958年，酒鋼的建設者們來到這里，住在地窩子、干打壘、土坯房中。沒有樹、沒有綠，他們就把自己當成一棵棵草木，根須扎進了這片土地。幾十年過去了。滿城的綠，像他們隨手撒下的綠色染料，在沙土中一點一點地洇開、一片片地漫延，鋪展在城市的空地上……

我想象著這些長在歷史冊頁里的綠野田疇、沙湖流水，完成了《綠》的構思。那時看綠比看長城還難。于是，沒事的時候我就跑去看嘉峪關城樓，手摸門洞里那些清冷的條石，想找見戰馬飛起的鐵蹄留下的足印；跑去看長城，長城臥在陽光下的戈壁中，被刮過來、蕩過去的戈壁風撞得喘不過氣來。

現在，那個曾經長出一叢綠草的地方，變成游人如織的花博園了！水上的白鵝群，如盛開的白玉蘭般游來游去。這是我曾經夢想的樣子，又多出了幾許歷史冊頁里的繁華。

坐在嘉峪關關城內“講好中國故事”高峰論壇現場，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紀錄片與文學》的主題演講，世界在我的眼前一頁頁翻開，海闊天空、大河奔流，心思和意念豁然開朗。

嘉峪關也向世界敞開了懷抱，一年四季，都有操著不同口音的游人來這里游歷，特別是夏天，城樓上人頭攢動，不同服飾、不同籍貫、不同國籍的人，從不同的方向奔向嘉峪關。

陽光下、風雪中，關城下守著蒼茫戈壁曬了幾百年太陽的長城，偎在綠樹叢中安閑地打發著時光。

我離世界很近。

有一次過年前，我一邊在家里做衛生，一邊在網上選購過年物品。窗外下著大雪，積雪有一尺多厚，同事說，你現在買了也是白買，年后才能送到。沒承想，幾天后，年貨就送達我的手里。

從前，村落是我們的世界；現在，世界真的成了一個村落——我生活的城市與世界沒有了距離，我與世界也沒有了距離。

（作者：胡美英，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