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話（節選）

瞿秋白

作者簡介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1919年在北京參加五四運動。1923年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主編和《向導》編輯。1927年在漢口主持召開了中共“八七”緊急會議，主持中央工作。1928年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及政治書記處成員。1930年和周恩來一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從1931年至1933年，在上海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1935年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同年就義。主要作品有《赤都心史》《餓鄉紀程》《多余的話》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何必說？——代序

話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是可說可不說的了。但是，不幸我卷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么主義的。所以我愿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里做著這個，心里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余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沖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什維克所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里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后“談天”的機會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獄中）

歷史的誤會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過這一世。什么“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守己地專心于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純白家里，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一九一七年夏），當時并不知道俄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

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志，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國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志的時候，我是一個近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只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面了。對于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并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的總代表之一。

當時的一些同學里，誰也不愿意干，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于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么熱烈了。我就多讀一些書。

最后，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于是就動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的黑面包，餓了好些時候。后來俄國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于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并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系，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中夏等創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只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還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了信仰。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于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后，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后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沒有什么別的辦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其余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臺。這樣，勉強著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于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干部中又沒有別人，新干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后，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干部起來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松了一口氣。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袖（不過并沒有像外間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于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面也是十幾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絕不是要脫卸什么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擔負什么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名聲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后，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三十六歲（雖然照陰歷的習慣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地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本來我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志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筋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煉啊！

或者，這不盡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庚韶，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里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后，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余的木器去抵賬。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后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斗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游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里不斷地斗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紳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里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于結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愿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并不是為著發展什么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余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兩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不能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后，我并沒有公開地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后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以致延遲下來，隱忍著，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只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斗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后，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于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么說，我就怎么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么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于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于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分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只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至于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啊！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保存這多余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結束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