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雨

七月的雨，就像膠東人的性格，不溫不火，不緊不慢，不冷不熱，不暴不弱，就那么沒早沒晌、沒日沒夜、淅淅瀝瀝地下個不停。

進了七月門，或者即將入七月門的六月底，這雨就開始下了。稀稀疏疏，纏纏綿綿，一直就那么下著。一連七天八日，或十天半月，當這么一年一度的七月雨停止了，真正涼爽舒適的初秋天氣也就來了。

七月初頭，是膠東農家閑散的季節。夏季的收種早已結束，秋收秋種的季節還沒有到來。僅有的農活，無非是披著蓑衣到蔬菜地里捉捉蟲子，到煙草地里抹抹杈子，到黍子地里轟轟那些饞嘴的麻雀等，沒有什么上緊要做的大事。所以，盡管七月的雨那么連綿不斷，卻不僅不那么特別地惱人，人們還給附會了一個十分浪漫而又多情的故事——說這是天上織女姐姐相思的眼淚。

這個說法來自一個優美動聽又十分感人的故事。說是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一個多情的仙女下凡，嫁給了一個貧窮的放牛郎，兩個人男耕女織，相敬如賓。幾年之后，生下了一兒一女。就在他們恩恩愛愛、和和美美過日子的時候，天上那個主管仙女的王母娘娘率領天兵天將下到人間，生拉活扯地將織女搶回天上去了。牛郎回家不見了妻子，急忙用筐子裝上孩子，披起老牛皮，挑起孩子就上天追趕妻子。眼看就要追上的時候，王母娘娘拔下頭上的簪子往后一劃，劃出了一條銀河，滔滔的河水生生地把一對恩愛的夫妻隔在了河的兩岸。

從此，這一家子人就只被允許每年由喜鵲銜石在銀河上搭橋，七夕在橋上相會一次。所以，七月初七這天地上一般看不見喜鵲，據說都到天上出官差搭橋去了。所以，后來人們便把為有情人提供相會的機會也稱之為“搭鵲橋”了。

這美妙動人的故事千年百代地在人們中間流傳著。也巧，往往每年到七夕之夜，就是再延綿不絕的雨也要停歇一時半霎。這大約是織女姐姐見了久別的丈夫、子女，止住了那思念的眼淚了吧。如果再下，那就是情意綿綿之際的喜極而泣。如果多日不停，一直那么淫雨連綿，人間的姑娘媳婦就用花花綠綠的布條縫成些個女孩形狀，畫上眉眼口鼻，再用黃絲線扎個小笤帚吊在窗上，叫掃天娘子，祈望這娘子掃凈天上的云彩，擦干織女的眼淚，天就不下雨了。

在膠東，七月七是一個挺大的節日。過七月七，這節日的名字具體而又親切。當然，這個節日也是伴隨著那綿綿細雨緩緩而來的。細雨綿綿中的這個節日，就像那成熟金秋即將到來時的情調，妖嬈而醇美，熱烈又不失含蓄。

過七月七的節日物品雖然不是那么特別豐盛，卻都是鮮果新菜和剛打下不久的新麥面做成的“小餑餑”。

“小餑餑”也叫巧餅。所以叫小餑餑也就像七夕被叫作七月七一樣，就是那么具體實在，親切直觀。過七月七做的小餑餑實在是小到就一個指頭肚那么大，而且是用模具磕（當地念ka）出來，非常精巧。做這種小餑餑需要用發面，揉得要硬，把面揪成一點一點的小塊后，便用手掌使勁地按到模具里去，然后襯著面，使勁兒地磕出來，就成了一個個或圓或方，雞形、狗形、獅形、虎形、花形、葉形等形狀不一的小餑餑了。

小餑餑是烙而不是蒸的。當許許多多的小餑餑做出來后，蓋上包袱稍稍開一下，就放在燒得滾燙的鍋里烙了。因為那么小，一起放在鍋里的又是那么多，要用鍋鏟子不停地翻動才行。說是烙，實際上就是“炒”。把小餑餑叫巧餅的地方就說是“炒巧餅”，讀起來近乎繞口令呢。

這樣的小餑餑只是給孩子們準備的。除了這種，還有那些中等的，每個大約就是小孩子的巴掌那么大，花樣也大都與那些小的差不多，也是給孩子們準備的。其中有一種叫“小簍”的，樣子很像個“花籃”，用一根紅絨繩拴住“花籃”的把兒，掛在孩子們的脖子上，又像一把厚實的長命鎖。有的孩子一下子拴五六個，長長的一串子在脖子上懸著，看上去也是那么富態。

做小餑餑都是在七月初六的下午，當誰家孩子的脖子掛出“小簍”的時候，就知道他家的小餑餑已經做熟了。隨后，東家、西家孩子的胸前都懸著“小簍”跑到街上來，比比誰的白，誰的細，誰的好看，誰串得多，張揚著無限的童趣。

過七月七，大人吃的就是那種硬面大火燒，火燒里面大都還包了糖和炒芝麻或炒花生和成的餡。這也要在七月初六下午做。一個家庭主婦如果沒有閨女、媳婦搭幫手，要一個下午做成這么多餑餑、火燒，可真是夠忙活的。等到過節要吃的東西都做完了，天也就黑了。一家人圍坐在飯桌旁，啃著火燒，就著大蔥蘸面醬，吃得一身大汗。吃完了，男子漢再光著膀子到街上淋淋雨，也真是一種享受。

膠東的風俗，過七月七是在七月初六晚上。老人們說，七月六是人過節，七月七是鬼過節，神過節。所以到了七月七這天，全家人除了早晨一起吃頓疙瘩湯之外，平常人家的節日就算過去了。如果家里新有老喪人（去世沒超過三周年）的，出了嫁的女兒就要來到父母墳上，擺好祭品（也就是頭一天烙的火燒、小餑餑和應季節的瓜果之類），燒了香紙，叫作“燒七月七”。

按說，七月七多半也是女孩子的節日。七月七這天，女孩子們有一個游戲叫作“搬姑姑”。就是用年除夕夜留下的餃子湯，和上鍋灶里的草木灰，把瓦罐粘在捶衣服的花崗巖石頭板上抬著走，求一個平安吉祥。我曾經好長時間為這餃子湯和草木灰的黏性感到不可思議，后來才知道，人們抬的時候，實際上是用繩子把石板和瓦罐兜在一起的，要的只是傳說中的那個神秘。

女孩子們為籌備這個節日，老早就讓媽媽給買些時鮮的瓜果，如李子、柰子、花紅、海棠、甜瓜之類。到七夕的晚上，幾個人便相約悄悄到一個僻靜的地方，一般到園子里的葡萄架下，在供桌上擺起新鮮瓜果，一面試圖聽到天上牛郎織女在說什么悄悄話，一面為自己祈禱好運的到來。這種祭拜一般是不讓別人知道的，就是小男孩也不能看。我小時候曾看見二姐在七夕的夜里同鄰居的蟬姑幾個人結伴神秘地出去了，至于到哪里，出去做什么卻并沒有人知道。

七月的雨，就那么不緊不慢，纏纏綿綿地下著，像不時生發的一縷縷情絲，常常使人浮想聯翩，生發出許多感慨，把生命中心向往之的奇思妙想都寄托于雨中。據說，七月出生的女孩子是織女姐姐托生的，她們心地善良，有個性，有主見，敢擔當，而且賢惠、秀美、爽直、孝順。善良的膠東人或許多少也存在這樣的想法，愿意有個在七月的雨里生出的女孩子，企望有個這樣的孩子，也好一輩子跟著享福。

這說法真是附會得有點離譜，那顆閃耀在天上的織女星每天晚上都看得見，什么時候托生到下界來了呢？如果說牛郎織女的女兒、孫女、外孫女們也一樣思戀凡間，帶著祖上的良好基因下凡投胎倒還是有些合乎情理。但不管怎樣，這個美麗的附會卻給膠東的女孩子帶來了不少榮耀。我在北京，同人們一起吃飯就會聽到許多男士夸贊山東的女人；在濟南，又會聽人說誰誰娶了個膠東媳婦，如何勤奮、賢惠，能料理家務，會教育孩子等，讓我這個膠東人聽了心里也感到自豪。至于他們說的那媳婦是不是七月出生的，我并不清楚，也不好問。“男的不能問錢數，女的不能問歲數”，何況生日！

七月的雨，就是在這不紅火卻情意綿綿、不張揚卻柔情濃郁的節日里不停地下著。迎著那即將到來的金秋，迎著即將到來的莊稼成熟的季節。農諺說：“處暑三日無青。”到這連綿不絕的雨停了的時候，遍野的早秋作物就要收獲了。收了莊稼，耕起地來，就等秋分一到，便開犁下種種麥子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這連綿的七月雨就漸漸地不那么應時了。這個七月雨往往只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之中。有人戲謔說，現在提倡婦女平等，天上的織女也解放了，不哭了。也有人說，天上的銀河修上立交橋通高速了，牛郎織女往來方便，還哭什么呢？

戲謔歸戲謔，但這令人眷戀不已的七月的雨卻實實在在再也不能應時應節地下了。有人說，人類對大自然的作踐造成了大氣層變化，氣候變暖，氣得那一直向往美好人間的織女姐姐欲哭無淚，只有那沒日沒夜無盡地哽咽和無聲地抽泣了。這，除附會了織女姐姐的眼淚之外，倒也是說的實在話。人類啊，什么時候才能對大自然少些掠奪和欺凌，多些關懷、保護和敬畏呢？

這可親可愛而又可憐的七月的雨哦……

秋蟲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在他著名的《秋聲賦》結尾處寫下了一聲感慨：“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吾之嘆息。”只這一句，就把秋的蕭索、凄涼、清寂和作文者的悲苦情懷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可見大家之筆的犀利、灑脫。

蟋蟀，又名促織，也稱蛐蛐。我們老家人叫它“黑騾子”。大約是因為其一蹦老遠，如同騾子一樣有力氣吧。這是一種黧黑油亮、像大花生米一般大小的小蟲子，其可愛之處在于能跑能跳又能飛，很好玩；可恨之處在能吃，除了吃野草和野菜之外，還吃莊稼。有時，它們前呼后擁地躥進剛出苗不久的麥地里，眨眼之間，麥苗就被吃光了；有時，它們成群結隊地涌到綠油油的菜地里，不一會兒工夫，菜葉子也就只剩下了葉柄。而那些剛長出不久的菜苗，被“黑騾子”那么一陣“掃蕩”，常常就只有菜根留在地里了。這確實讓農人惱火。別的害蟲特別哪些軟體害蟲，可以下農藥，可以捉住，捏死，再沒有新生出來的也就沒有了。蟋蟀就不行，它們是前仆后繼，勇往直前，消滅一批，又來一批，叫人無可奈何。膠東農家的小孩子可不管大人們惱火不惱火，只管覺得它可愛、好玩就行，管它什么吃莊稼還是吃蔬菜呢。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斗蟋蟀玩的，也有用蟋蟀作賭具賭錢的。據說皇宮和民間都有。史料記載，某朝某代，人們斗蟋蟀有時斗得昏天黑地，賭得山窮水盡。清代文學家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促織》篇里說，宣德年間，流行斗蟋蟀游戲，宮中每年向民間征取這種善斗的小蟲子，地方官便借此斂財。有一成氏因此被逼得“薄產累盡”，“憂悶欲死”。當其硬撐著費盡周折捕到一只時，又被頑皮的兒子不慎弄死，小孩子嚇得投了井，悲慘之狀可見一斑。當他又偶然得到一只更加健勁、屢斗屢勝的蟋蟀以后，地方官特制了金籠子盛著，獻入宮中。成氏因此便得到了“賜撫臣名馬衣緞”的回報，“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我曾讀過大學問家王世襄先生的《秋蟲六憶》，洋洋灑灑兩萬余言，說盡了京城玩蟋蟀的輝煌熱烈：捉蟋蟀不惜費工，買蟋蟀不怕花錢，養蟋蟀不乏名器，斗蟋蟀不失狡獪，足見這小蟲在玩家眼中的高貴地位。我想，就這么個小蟲子，生在荒郊野地，食草飲露，為害稼禾，凄楚蒼涼，活著時就那么一陣子“唧唧唧唧”，待嚴霜一降，嗚呼哀哉，了此一生，沒見得能輝煌什么；而入了斗蟲的高門大戶，就那么逗人一樂，博人一笑，便身價百倍，富貴一生。

在我們膠東，農人們除了喜歡閑時讀讀書聽聽戲，似乎從也沒聽到斗蟋蟀這一說。所以，我們這里的蟋蟀也從來也沒有哪一只享受到那種“身價百倍”的待遇。對這種小蟲子，大人是從來不屑于玩的。只有小孩子玩，我小時候就玩過。盡管我們從來沒有斗過蟋蟀，卻也玩出了若干花樣。其中，最常玩的是捉那些個頭兒大、腿勁足的，用細線拴住它的翅膀，線的另一端則拴在用紙折疊的我們稱之為“小大車”的玩具上，讓它拉著走。有時候一個“小大車”上“套”四五個，“小大車”裝上大豆粒、花生米等，它們拉得依然飛快，好玩極了。

對這種小東西，我們的另一個玩法是捉回家來喂雞。我們常常在星期天或者是在放秋假的日子里，結伴到野地捕捉“黑騾子”。我們可不管它什么品種，不管它是什么“蟹白”“栗黃”，我們只知道“黑騾子”有大有小，再沒有任何區分；只知道用“黑騾子”喂雞能省糧食和讓雞多下蛋，并不感覺派“黑騾子”這個用場有什么可惜。我們把捉到的“黑騾子”用順手就能夠拔到的狗尾巴草穿起來，一長串一長串的。等到捉夠一定的數量，或者快到吃飯的時候了，就拿著成串的“黑騾子”回了家。用“黑騾子”喂雞，我們也不是就那么往雞眼前一丟完事，而是用手扯著狗尾巴草的一端，一提一提地逗著雞玩，讓它們跳起來啄著吃。那情景，也是挺讓人開心的。

與我們這種喂雞法不同的，是我鄰家二奶奶的那種喂法。那才叫直截了當，那才叫干脆利落揚眉吐氣呢！每年到了秋天，當砍倒高粱，割了豆子，二奶奶就把她的那群雞趕到地里去啄“黑騾子”吃。只見那些雞一個個撲拉著翅膀，連飛帶跑滿地啄那些“黑騾子”。吃到蟲密處，頭也不抬，“嘚嘚嘚”一個勁兒地吃。很快，一只只雞吃得嗉子很快就鼓了起來。然而，盡管那些雞吃得排山倒海、轟轟烈烈，我卻沒看到一只蟋蟀有像《促織》里說的那樣跳到雞頭上啄雞冠子的。而對于雞來說，管它什么善斗不善斗，能咬不能咬的，一樣的照吃不誤，大約也會像李鴻章李大人吃狗肉——感覺“滋味差不多”吧。等到雞吃飽了，不再對那些小蟲子餓虎撲食般地追逐，而是踱著四方步裝紳士的時候，二奶奶 便“雞兒——雞雞兒”地喚幾聲，那些雞又一只只撲拉著跑到二奶奶身邊，心滿意足地“得勝回朝”了。第二天，再如此這般地來到地里飽餐一頓。

又是“秋蟲唧唧”的季節，這可愛又可憐的蟋蟀現在境況如何？我這個離鄉多年、沒再太多進入野地里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還要嘆息嗎？不用了吧！

老爺灣的胡秫

胡秫，就是高粱。這種叫法，大約是這作物最初的名字。“胡”是我國古時候對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胡天八月即飛雪”中的“胡天”，就是指北方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的。“胡秫”的原產地是不是這些地方，我并不知道，就只好望文生義，主觀臆斷了。

“老爺灣”是我家鄉的一個地名。從小我就不明白，這里為什么叫這么個名字。詢問大人，有的說那原來是一個大官的土地；有的說早年間有大官私訪曾經在那里落過轎，下過馬；也有的說，嗨，什么少爺老爺、小官大官的，分明是那地方澇，澇得水都漫過了莊稼的葉子，“老爺灣”，不就是“澇葉灣”嘛！

我想想，也許是。“澇葉”——“老爺”啊！中國的地名有許多就是這么由俗而雅、由形而聲、由具體到抽象的呢。

我的家鄉在著名的姜山大洼北部，是膠東半島的一片蒼涼荒辟、洪水肆虐之地，也是千里膠東的糧倉。“姜山洼十年九不收，收一收，吃九州”，“收了姜山洼，棲霞、萊陽都不怕”，是當地世世代代引以為自豪的說法。“老爺灣”就是姜山大洼的一塊洼地。因為這里地處澇洼，大片大片的土地每年只能種胡秫或 子，因為這兩種作物耐澇。別看它在洪水泛濫的時候被淹了葉子沒了頂，可只要地里不積水，水消退了還是照長不誤，產量往往不減反增，原因是水淤了泥，漚了地，增了肥。所以，那胡秫種起來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望無際的高粱地，春天綠蔥蔥的，夏天黑油油的，秋天呢，那就是紅彤彤的了。我家的土屋坐落在西嶺的東坡上，出了門往東南看，就像遠方鋪上了紅地毯。迎著太陽，透著清晨朦朧的輕霧，紅色的胡秫看上去就像燃燒著的火焰。

“老爺灣”種植的胡秫面積很大，可以用廣闊無垠、無邊無際來形容。這里胡秫的品種也多，名稱呢，多是就它的用途或特征起出來的。譬如，飯胡秫，就是籽粒特別飽滿，顏色特別紅潤，含淀粉特別高，磨成面粉做饅頭、搟面條、烙大餅特別好吃的那一種；料胡秫，就是把它成熟的秸稈破開，曬干，經過浸泡，然后用特制的刀具刮出蔑子用來編席的那一種；梃稈胡秫，就是頂端長著長長的梃，可以用來做鍋蓋、納箅子、串簾子、編雨笠的那一種；黏胡秫，是粉質細膩、入口潤滑的那一種；另外還有笤帚胡秫、帳子胡秫、甜胡秫等。

胡秫給我家鄉的人們帶來了許多益處。首先是解決了重要的吃飯問題。胡秫產量高，能打，一畝地大約可以產數百斤（在那農業科技不發達的時代，這就算高產量了），常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主糧。一個五口之家，三畝胡秫加上點麥子、大豆之類，一年的日子也就過下來了。最重要的還是它能幫助度災荒。遇上澇災，其它作物顆粒無收，只有胡秫能挺過來，給人們留下些賴以活命的糧食。而且，胡秫面做的食品，結實、耐吃、墊饑。傳說有一年發大水，一個窮人家的孩子揣著媽媽給做的胡秫餅子逃命，正抱住一叢胡秫在洪水里掙扎。這時，一個懷揣元寶的大地主被水沖到孩子的近處。饑餓難耐之時，地主便提出用元寶換那孩子的胡秫餅子。那孩子說咱倆分著吃可以，但換給你我吃什么呢？那地主想，在平時，我這么多元寶不用說買這么幾個胡秫餅子，就是買幾畝、幾十畝的胡秫地也夠了呢。講來講去，也不知道他們的交易到底成了沒有，結果如何，但這個傳奇故事流傳了下來，間接說明胡秫的耐饑。其次是可以增加經濟收入。胡秫的秸稈叫“胡秸”，胡秸可以建房子做屋笆。如果自己家當年不蓋屋，可以把胡秸推到集市上賣，得幾個零花錢，來補足一年到頭的用度花銷。收入最可觀的是那用來編席的料胡秫，一畝地能出三十幾個篾子（一個蔑子即編一領席的料），一領席隨行就市能賣幾升高粱的錢，十領八領的席就能頂一頭肥豬。那些梃稈胡秫、笤帚胡秫因為都是生活必需品的原料，加工后也都能賣些錢。就是脫了粒的胡秫穰，也可以用來粘土墻。農家里用泥土打成的屋墻、院墻，外表粘上一層胡秫穰，最耐風雨剝蝕，幾十年都是那么硬實。

“老爺灣”是我們少年時玩耍的極好去處。我曾經在里面揀過鳥蛋，捕過螞蚱，逮過青蛙，也捉迷藏布過“戰陣”。最多的是撈魚。許多人可能只知道到海里、河里、湖里、塘里撈魚，壓根兒就不會想到在地里也可以撈魚。這也許是我們“老爺灣”胡秫地獨有的一種景象吧。夏天，當胡秫地那“澇葉”的大水漸漸消退，便可以踩著泥濘，深一腳淺一腳地進到地里，在那沒有退盡的淺淺的水汪處，往往就“窩”著一群群沒能隨大水一起撤退的魚。這時候，任你怎樣沒有本領，都可以順手撈上魚來。一次，我同我的小伙伴在胡秫地撈的魚多得實在沒法拿了，便因地制宜想出了一個奇妙的辦法——把柔軟的胡秸葉一片片拽下來，擰成細長的繩子，穿過魚鰓，連成長長的魚串子。我們就那么背著、抬著、拖著，泥頭土臉、狼狽不堪地回了家。

一切都過去了。“老爺灣”的胡秫也成為歷史。這些年，氣候變化，雨水少了，加上農田幾番整治，“老爺灣”不澇了，成了種什么都有好收成的良田。我曾經回到故鄉，站在“老爺灣”的土地上，追尋遠逝的記憶。只見玉米亭亭，花生碧綠，這些當地最怕澇的作物也種進了“老爺灣”。“老爺灣”的胡秫早已成為過去。

引起我對“老爺灣”回憶的這幾株胡秫，零落、散亂地長在地頭的草堰上，是帳子胡秫的那一種，矮矮的，瑟瑟的，沒精打采，全沒有我們“老爺灣”的胡秫那樣傲然挺立，巍然高聳，也沒有那么大片大片的氣勢磅礴，威武雄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