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周作人寫信

和周豐一君的通信，從八十年代之初準備重印周作人著作的時候，便已經開始了。一九九一年四月，他給我寄來了這樣一封信：

《雜事詩》今日收到，請釋念。

偶然之中，看到你寄先父書信一件，系一九五八年所寄，距今卅馀年，不知尚有此記憶否？今影印寄上，請回憶為幸。書信未整理，以后還許再發現，也未可知。（下略）

所說的一九五八年，實是一九六三年。當時我被開除已經五年，正在拖板車，勞作歸來仍閉戶讀書，卻已不蓄紙筆。為了寫信給周作人，特別到小店中買了幾張一面粗一面光的極薄而劣的紅色橫格“材料紙”，還有一小瓶墨汁和一支二角四分錢的毛筆。信是直行寫在橫格紙上的，末尾的日期是十一月廿四日，沒寫明年份。但周作人十一月廿九日寫來的回信至今還在，信封上的郵戳和同時寄來的《伊索寓言》扉頁上的題字，都是一九六三年。后來又看到了周作人的日記原件，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八日記云：“上午得吉光廿五日信，鍾叔河廿四日信。”廿九日記云：“下午豐一為寄鍾叔河信，又寓言一冊及寫字。”說的就是這件事。

當時寫信無法留底，也根本沒想到要留底，所以得感謝豐一君給我影印寄回。不然的話，我說自己拖板車的時候和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過信，有的人只怕不會相信。我的信全文如下：

周老先生：

從友人張志浩君處，拜讀先生手書及大著二種，得知先生仍然康健，十分高興。

從四十年代初讀書時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愛讀的文章。二十馀年來，我在這小城市中，不斷搜求先生的著作，凡是能尋得的，無不用心地讀了，而且都愛不能釋。說老實話，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對我具有無上的吸力，但還不是使我最愛讀它們的原因。

我一直以為，先生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于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度，乃是上下數千年中國讀書人最難得的態度，那就是誠實的態度——對自己，對別人，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全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誠實地，冷靜地，然而又是十分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無論是早期慷慨激昂的《死法》《碰傷》諸文，后來可深長思的《家訓》《試帖》各論，甚至就是眾口紛紛或譽為平淡沖和或詈為自甘涼血的《茶食》《野草》那些小品，在我看來全都一樣，都是藹然仁者之言。

先生對于我們這五千年古國，幾十兆人民，蕓蕓眾生，婦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憂憤是強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藥方也是開得對的。二十馀年中，中國發生了各種事變，先生的經歷自是坎坷，然即使不讀乙酉諸文，我也從來不愿對先生過于苛責。我所感到不幸的，首先只是先生以數十百萬言為之剴切陳辭的那些事物罷了。

我最引以為恨的，就是雖然經過刻意搜求，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無法讀到。如今我所藏的，不過是《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苦茶隨筆》《夜讀抄》《瓜豆集》《風雨談》以及近年來的幾冊回憶錄而已。此外還有兩本從前上海野雞書店胡亂編印的集子，實在不能算數，只因有上述各書未收的文章，也在珍藏之列。先生究竟老了，我輩迫于生計，也無法多尋書讀書，看將起來，這恐怕將會成為我永遠難償的心愿了。假如先生手邊尚有留存的文集，無論舊印新刊，能夠賜寄一冊，那就足以使我歡喜萬分了。

此外，我還想學志浩君的樣子，求先生為我寫一條幅，字句就用先生無論哪一首詩都好。先生最喜歡的藹理斯的那一段話，用在這里也許合適，就請先生把它當作交給別人手里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回示請寄長沙市教育西街十八號。敬祝康健！

鍾叔河，十一月廿四日。

無法購置稍微合適的紙筆，要請先生原諒，又及。

信中所說“藹理斯的那一段話”，見《雨天的書·藹理斯的話》，茲摘錄如下：

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愿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斯（Lueretius）看來，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樣：我們手里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后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里去。

教育西街十八號則是當時我在長沙的住處，七年后的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我被逮捕判刑十年，妻女仍然住在此處。又過了九年，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出獄回家，還是回到這個地方。現原址仍在，卻已變成一座樓房，教育西街也和教育東街合起來稱為教育街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