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成都
活了幾十年,到過的城市雖不很多也不很少,光憑一些“景點”已經難得引起我的興趣了;何況城市里本就沒有多少自然風光,新的建造和裝飾既難脫俗,展覽館加游樂場的內容更不堪領教。這次到成都,感覺才略有不同。
到成都前先在郊縣轉了幾天,突出的印象是:這里的水不是渾的而是清的,清清的水面上還常見有水生植物,開著紅的白的花;這里的土不是紅的而是黑的,密密麻麻長滿了各種作物,連小山丘頂上都難見到裸露的泥巴,不像“血染的土地”雨天粘鞋底,晴天又真能把你的赤腳割出血;這里的農舍也不學城里樣(學也學不像)貼瓷磚造平頂,搞得不倫不類,而是一色的小青瓦,白粉墻,還擁著一叢叢青翠的竹子。一路看來,雖然沒有山陰道上的好風景,卻能使人覺得舒服,心想如能歇下來住住倒也不錯。難怪羈留此地的杜子美,在“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時,還寫得出“風含翠筱娟娟凈,雨浥紅蕖冉冉香”這樣的詩句。
跟同行的朋友說起,他笑道:“看來你還沒有到成都,就對成都有好感啦!”
其實我這是第三次到成都,對成都的好感并不自今日始。我知道別的城市所有的俗媚和喧囂成都都有,但這里總還多保存了一點古色古香,多保留了一點清凈,也就是說,它要比別處多一點本土文化的氣息。
上次到成都,曾在街頭看到菜擔上賣新鮮胡豆瓣,嫩豆粒剝去了殼,綠得格外鮮明。長沙人也吃嫩蠶豆,菜場上卻只賣帶殼的蠶豆粒,甚至只賣蠶豆莢。大多數人家的廚房里便只能將蠶豆連殼下鍋,若想吃嫩豆瓣只能自己動手一粒粒去剝,有時便懶得耐這個煩了。于此可見,成都的食事要比長沙精致得多。菜場上賣蠶豆剝皮不剝皮,看似無足重輕,卻可以由此判斷兩地居民生活要求和生活質量的高下,這就和文化有關了。
城市亦猶如人,各有各的歷史經驗,各有各的文化性格。此蓋由居民過去現在的食、衣、住、行,以及城市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所造成,只能從街頭巷尾而不能于賓館招待所觀之,會議室中自然更看不到。故我每到一處城市,總喜歡不要主人陪同(老朋友例外),避開充當門面的“形象工程”,到殘存的老街區走走。雖不必有什么發現,即使看看方物,聽聽方言,只要有異于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習見習聞,也就能夠滿足,覺得至少比坐在客廳里敬茶煙,聽服務小姐用普通話打招呼有意思一點。
這次到成都依然故我,住下稍事休息,便漫步出門,朝背離繁華大道的方向走去。不久便走到條老商業街,在門臉上見到一塊小小的舊木匾,黑漆底子上有三個凹刻填綠的字:
詩婢家
顯得很是特別,近去細看,方知是趙熙題名的一家紙筆店。
趙熙乃清末成都名士,光宣間,在京城和陳三立(陳寅恪之父)、陳衍(對錢鍾書作“石語”者)等人結社吟詩,有《廣和居題壁》二首譏刺慶親王父子認陳夔龍(貴州人)妻為干女、朱家寶(云南人)子為干兒的丑事:
公然滿漢一家親,干女干兒色色新。
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云貴是鄉親。
鶯聲嚦嚦呼爺日,豚子依依戀母辰。
寶貝相參留此種,清明他日上誰墳。
借典故習語明指“朱陳”“云貴”,以“寶貝”暗示朱家寶振貝子,“清明”隱寓滿漢,既巧妙,又尖刻。還有一首:
一堂兩世作干爺,喜氣重重出一家。
照例自然呼格格,請安應亦喚爸爸。
岐王宅里翻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
兒自弄璋爺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
挖苦得比前些時傳誦的“淡抹濃妝總入時”還過癮。
趙熙又是王闿運掌教成都時的學生,對我這個湖南人更多了幾分親切。我覺得,這次運氣夠好的,一出行就見到了“詩婢家”。這個“詩婢家”當然反映了前清名士的生活情調和審美趣味,女權主義者難得認同。我則視之為文化的化石,以為這方小小木匾歷百年刀兵水火而無恙,正說明成都人看重文人和人文,看重出過文人的自己城市的歷史。雖然店中陳列的商品,除了幾刀宣紙幾支碗筆,已與普通文具店無異,我仍于此處低徊了一會,詠味著“兒自弄璋爺弄瓦”,想象著當年北京城里的熱鬧勁,還有趙熙寫出這些詩句時的得意相。
大概這次真是跟趙熙有緣吧,第二天又見到他寫的字了,這是早餐后繼續漫游的收獲。在轉過幾個彎后,忽見街道一邊沒有房屋,欄桿后為大片綠地,樹冠上一碑矗出,遂尋得入口進去看。原來乃是一高大的方尖碑,碑身四面一樣,都刻著“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一行大字,書法卻各不相同,旁邊有牌示說明是趙熙、顏楷、張瀾和另一個人(名字我忘記了,好像也是位翰林公)分別寫的。這種方式很是別致,字也都寫得很好。
八十多年前發生在成都的這場“動亂”是武昌起義的前奏,李劼人的《大波》和郭沫若的《少年時代》對此都有詳細生動的描述。趙爾巽當時動用了軍隊,槍殺的“暴亂分子”叢葬在少城公園一塊空地上。辛亥革命勝利后,暴亂者成了烈士,民國初年便由川漢鐵路公司出錢,在叢葬處修建了這座碑,并且成了少城公園中一處重要的景點。有意思的是,趙熙得的是前清的功名,又沒有參加革命,只因為有文名,善書法,就請他來題碑,這也是成都人重文之一證。如果當時不重文而重官,就該請都督、將軍們來題,萬一有幸請到了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這座碑恐怕也就難得留到今天。
少城公園已改名人民公園,我以為這倒是一大敗筆,哪個公園不是供人民游憩的呢,那么都可以叫人民公園,人民公園也就不成其為專名了。少城公園卻只此一處,早已隨著李劼人的書而名滿天下,孤陋寡聞的我也一見保路死事紀念碑即知其名,又何必多此一舉來改呢?大概這不會是成都人的本意吧。
從少城公園出來已到中飯時,我不追求美食,但也想找個有特色的食處,忽見有招牌上寫著:
公館菜
知道是一家餐廳,看那門樓也確似舊時公館,遂立即步入了。步入后先看公布的價目:魔芋燒轉彎每份二十五元,雞汁豆花每份十二元,并不算貴。服務員安座奉茶畢,客氣地遞上一份菜單,卻使我開了眼界。
菜單為三折手本式,普通白紙上加朱絲欄印著疏朗的黑字,很是雅致。內容先說到過去成都有名的公館里食不厭精多蓄名廚的情形,接著逐一介紹了三十二道“公館菜”的特色和來歷:“三味蒸肉”為張大千所創,曾在成都招待過張學良,后來二張在臺灣見面時還談起過;“甜燒白回鍋”為“傻兒師長”范紹增愛吃的甜菜,以糯米飯炒芝麻夾走油肉,最宜“傻吃”;“徐氏雞汁”本是潘文華公館中餐飲之物,羊市街一徐姓老板將其推向市場,抗戰期間牛奶缺乏,曾接收訂戶,裝瓶供應……這些食事掌故既提高了食客的興趣,又豐富了成都飲食文化的內涵;而成本大概只跟一個牛皮紙信封差不多的菜單,也成了收效不差的廣告,印制得又是多么的不俗。我照單要了一份涼粉鰱魚和一份雞汁筍絲,吃得很是開心。
吃過以后,將菜單小心地折好放入口袋,帶著滿足的心情走出菜館,一面想到長沙也有過田老大題詩問“何必庖丁善解牛”的李合盛,曾重伯吟詠“麻辣子雞湯泡肚”的玉樓東,還有譚組庵家名廚開的半仙樂,名菜則“瀟湘”的滑溜雞球,徐長興的“一鴨四吃”,“曲園”的叉燒鱖魚……現在大都消失,或者名存實亡,湯泡肚尖已多年不見上桌,餐館登廣告也只能靠“口味蛇”“基圍蝦”之類長沙人過去聽都沒聽說過的東西來支撐了。
照我看,飲食實在是人們生活的第一內容。尤其對旅游者來說,所謂地方風物、民俗民情,一大部分都要通過口舌來領略;一個城市歷史的精粗美惡,完全可以從箸匕杯盤之間見之。如果說,有沒有老招牌、名牌菜,是這個城市飲食行業的水平問題;那么能不能做亮老招牌,炒紅名牌菜,則是一個重視不重視自己的傳統、能夠不能夠發揚光大它的問題了。飲食店要出名,宣傳工作固不可少,而宣傳工作要做得高明,就不能不講求方法,小小一份菜單也可以看出文化高低的不同。
現在似乎每個城市都在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為要出名,所以名菜、名酒、名景、名人都成了可資利用的資源,甚至釀成了爭奪戰。要名的目的其實還在于要利,即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不免遺憾的是,主事官員們領導經濟政治工作的水平雖高(至少我愿意這樣認為),于地方社會文化的底子卻未見得十分清楚,“搭臺”又往往靠的是只對美食美女之類“文化”有興趣的人,故這個臺總難搭得好。
四川不愧為文化積累深厚的省區,有如王謝門庭,非小家子暴發戶可比。幾年前到自貢看恐龍博物館,見前廳題詞陳列不以官階為序,放在最顯著位置的一幅上題的是:
祖龍居
落款是誰我忘記了,反正并不是什么大官大名人。此題詞妙用古典,又十分切題,我很是佩服;而組織安排者能“識卿子冠軍于儔人之中,擢以為上將”,尤其使我佩服。
成都為四川首善之區,華陽古國兩千多年的流風馀韻,在這里自然有更深厚的積淀,不會只僅僅在一幅小匾一份菜單上表現出來。這里游觀之處很多,有些地方的經營布置也具見匠心,感受得到很濃的文化氣,薛濤井所在的望江公園便是一例。
薛濤井當然是附會出來的東西,薛濤墓更已聲明為“文革”后所建,但萬里橋邊有過一處枇杷門巷總是事實,有唐人詩文為證。薛濤這位頗有才情而不幸墮落風塵的女子,千百年來引起過無數詩人和愛詩人的深切同情,浣花溪畔的望江亭也就成了游人常到的景點。在這里立碑刻著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這首詩真可說恰到好處:
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里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張王樂府讀得再熟的人,見了這首情景交融的好詩,也會忍不住要再默誦一遍,遙想當年元九小杜諸人的詩酒風流,為自比“二月楊花輕復微”的才女感到難過的吧。這次我重訪望江公園,主要便是沖著這塊詩碑來的。
默誦過王建的詩后,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也同薛濤校書唱和過的詩人的另一首詩:
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唯留楚客悲。
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
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
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劉長卿這首《長沙過賈誼宅》,寫情景不遜王建,意境卻更為深遠。如果在長沙賈誼宅前立一塊碑,把它刻在上面,豈不也能為“寂寂江山”添幾分詩意?
賈誼故宅應該說是三湘七澤第一名人勝地。屈原在沅湘間行吟沒有留下什么實跡,炎帝舜帝的事更是“縉紳先生難言之”的,鑿空徒貽識者之譏。賈誼宅則文獻足征,一千四百年前成書的《水經注》里寫到湘州(長沙)時云:
城之內郡廨西有陶侃廟,云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旁有一石床,才容一人坐,流俗相承云誼所坐床。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這并不是神話傳說。一井(順便說一下,最近掘出吳簡的古井也是上小下大,該井與賈誼宅中之井直線距離不過里許,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一石床(才容一人坐)、一大柑樹,恢復當非難事,大概用不了造“杜甫江閣”的千百分之一吧,可就是不見真的恢復。若將薛校書來比賈太傅,將“枇杷花里閉門居”來比“寒林空見日斜時”,恐怕都要算高攀;可憐太傅祠堂卻比不上枇杷門巷的一角,真正是“湘水無情吊豈知”了。
望江公園其實比杜甫草堂、武侯祠更宜游息,因為地較偏,人較少,“旅游點”的氣味較淡,文化味自然較濃。園中雖然也有兩處扯起廣告招徠顧客,但限于一隅,吹吹打打的音響也較小。
園的主體是一個大的竹類植物園,栽著各種各類的竹子,十分幽靜。我在竹林深處找一條長椅坐下,聽著搖動枝葉的風聲,聞著長著青苔的土氣,喝著隨身帶來的礦泉,十分愜意。尤妙的是四十分鐘只見四五起游人走過,有兩起聽口音是本地青年,也不見別處年輕人常有的霸氣和流氣。看樣子他們原想休息,見我“獨坐幽篁里”不彈琴亦不長嘯,像是貪圖清靜,便識相地走向別處另尋坐位去了。
這種除了自己還能想到別人的態度,即古人所謂仁,亦即是謙和,使我非常感激。再看各處長靠椅和單個的坐凳,上面偶有從梢頭落下的葉片,卻絕無腳踏或口吐的污跡,更未見有被故意破壞損毀的。有位打掃衛生的中年女工,也只在游人走開后才打掃;若有人在她工作處停下來,她便立即轉移到別處去了。后來我還在府河邊人來人往處見到一位女青年專神讀一本厚書,一直沒有抬頭。又在文殊院后花園無意碰上一雙男女,他們本來坐得比較攏,見有人來也就大方地分開來。這些小事都說明成都人知書識禮者較多,公園坐椅之潔凈良有以也。
竹林中有一片開闊地,由暗而明,眼界為之一開,路旁有石山上刻著園名:
讀竹苑
這名字取得既雅而實,我想可能會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還見有六七根、兩三根簇立在一處的長短不一的石柱,石質多為成都常見的赤褐色沙巖,柱上鑿有長方形的孔。乍看以為是建筑遺跡,近前見其形制不一,上面刻的聯語也不成對,才知是從各處移來廢物利用,布置成讀竹苑中一小景。這些殘石柱有近處矮小竹叢和遠處高大竹林掩映,加上精心栽種的花草襯托,起到了仿佛是斷碣殘碑的視覺效果,殊可稱為巧思。分散的竹叢中還布置著一些天然形狀的石頭,有些刻著畫竹和題詩,作者多為近代蜀人,不一定很有名,詩畫卻都還不俗,很少湖南習見的豪言壯語和模仿的“毛體”。有一首:
畫史從來不畫風,我于難處奪天工;
請看大幅瀟瀟竹,滿耳丁東萬玉空。
是畫家自題風中雪竹的,我頭一回見到,覺得也不太一般。
薛濤井旁刻著人所熟知的王建詩,讀竹苑中刻著十分生疏的雪竹詩,我以為都是好的:第一是詩好,第二是地方選得好,故生熟咸宜也。
在眾目所視處題辭是很不容易的,文辭、字體都要耐得看,尤其要緊的是須出新而又須得體,這不是我輩凡夫勝任的事,的確要有點文化修養才行,“讀竹苑”和“祖龍居”便是題得好的例子。還記得二十年前游蘇州(蘇州也是好地方,但總嫌人太多,上海氣太重),在詩人陳去病墓近處有座不顯眼的墳,葬的是嘉慶(?)年間帶頭鬧事被殺頭的一位姓顧的織機匠。小時讀過張溥《五人墓碑記》,知道蘇州有尊重義士的傳統,所以這位連名字都記不得的顧機匠也有人幫他建了墳立了碑,碑陰刻的四個字是——“義無反顧”。這是我曾經見到的最妙的碑銘,“義無反顧”用在顧姓義士的墳上真是再恰當也沒有,足可以打一百分。
看成都說成都,我卻說到別處去了,這恐怕不大合乎作文之法。但我的意思卻是一貫的,即是希望城市能夠多保留一點歷史文化的痕跡,該恢復的得恢復,如果本來沒有,也就不必急于來造吧。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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