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譯《四書》

說我樂見理雅各（James Legge，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九七年）英譯《四書》出版，朋友也許覺得奇怪，因為我既不能讀理雅各，也并不很喜歡《四書》。理雅各的譯文屬于十九世紀，林語堂稱之為“嚴謹的學者風格的著作”，但也指出它“因過分依字直譯而使人讀來費力”，我不通英文，不過從郭筠仙王紫詮記述中略知其譯事而已。

《論》《孟》《禮記》皆中國古典，數典忘祖在中國是擔當不起的罪名，何況孔孟的思想言文確有其美善，即使不提倡也是不會磨滅的。和“集注”一體的《四書》卻是宋儒所命名，以《四書》和“四書文”為標志的儒家之理學化，政教之齊一化，讀書之功利化，未必是孔老夫子本來的主張，對漢民族的消極影響卻實在太大。我讀過一點“五四”先賢的文章，對于一九四九年以前當局者提倡讀經曾經表示反對，現在也就不準備改悔了。

可是，正如我不懂音樂，也沒聽過柏林、維也納演奏的交響曲，卻無礙我崇拜貝多芬一樣，我雖不通英文，無法翻閱二十八卷The Chinese Classics，對于理雅各的工作卻是尊重的。他譯中國的經書，并不等于他放棄西方文化觀念而“改宗”孔孟之道，當然更不同于中國儒生的“天天讀”。作為牛津大學漢學講座的首任教授，他和西方杰出的埃及學家、東方（阿拉伯）學家、原始文化學家一樣，把自己整個一生獻給了對不屬于本國本民族人文的研究，解讀和譯述文獻典籍便是他研究的主要內容。他二十五歲開始服務于“英華書院”，二十八歲起定居香港，垂三十年，四十三歲開始譯書，又歷時四十載，直至八十五歲高齡時才出齊五巨冊的《中國經典》，在英國為至今無人可與之相比的巨大業績。六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個遠方外國的古籍，四十年工夫成就五本書，這是何等的精神！以精神文明自詡的今之中國讀書人如我者，對此不亦當感激，而更多的則是慚愧么？

湖南出版社是我的“母社”，那里一直有我的朋友，年長于我的，和我年相若的，比我年輕得多的，都有。譯文編輯室的朋友曾和我談過他們出書的事情，我建議他們出一點外國人觀察近代中國（是近代而非現代，更不是當代）的記述，尤其是專注于社會、人文的，如《黃土地上的農家》《藍色長袍》之類，與《走向世界叢書》相表里。來談的朋友對此也有興趣，可是據說有人提出，應以宣傳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為主，這當然最符合“對外宣傳”的需要，但和我所建議的就不是一回事了。后來，秦穎君準備出版《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名著》，老實說，最初我有過一點擔心，因為我不太明白它的主要讀者究竟應該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而且既是古典名著，恐難找到合適的譯者，如果要新譯。不過，理雅各這本書我是一開頭便贊成列題的，它在文化交流史和翻譯史上的地位早已確定，不會因我讀不懂而動搖，要是出別的譯本，當然不如出理雅各啰。

我以為，圖書出版雖然不可能不充當一塊宣傳陣地，但和報紙、期刊、廣播、電視、劇場、歌廳等別的宣傳陣地相比，總要有點不同，就是總要多一點文化氣，多一點歷史感。也就是說，出書不能只看時效，不能百分之百地跟著什么什么走。只要有文化歷史的眼光，看準了哪些書通過了歷史的篩選并將繼續保持歷史上的地位。如理雅各譯述者，即使經濟效益差一點，一下子未必能多印，但每一兩年印他三五本，于江河日下時顯示一點中流砥柱的形象，人們談起時能豎一下大拇指，雖不言“效”，效亦在其中矣。

（一九九四年四月）